我的工厂经历

我1973年由山西省山阴县商业局推荐到北京钢铁学院炼铁专业学习。在校期间，得到了对我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三大收获：一是结识了我未来的妻子----一位来自黑龙江兵团的女附中学子；二是荣获北京高校运动会的五项全能亚军；三是获得了有通行证意义的大学学历。

1976年底，我们面临着毕业分配。按照当时“哪来哪去”的规定，我应该分回山西。但上天有情，在一次与系里一位新来的老师闲聊时，互知为烟台老乡（我祖籍烟台），有了亲近感，他告诉我一个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要信息：市里出了一个新政策，如毕业生家里有困难，可向市人事局申请留京，人事局同意后，直接向接收省商调，成功率几乎百分之百。但这一政策并不公开，只是由校方内部掌握。我猜想，这是四人帮刚倒台，北京市想趁乱多留些人才。后来我留京成功，到山西省人事局办理调动手续时，看到调出名单上竟有上百人之多。想来当时山西官员已无心尽职了。顺便说一下，我又将此消息告诉了炼钢专业的一同学，他也是四中初二的，从山西插队到钢院上学，本应分回临汾，留京后在冶金部钢研总院工作，后任该院总工程师。

1977年我被分配到北京重型机器厂工作。该厂是北京市机械局系统数一数二的大厂，全厂职工八千余人，拥有自己的火车和汽车队，还有一台华北地区最大的6000T水压机。是全国八大重机厂之一。朱德、彭真、李先念都曾来厂视察过。

顺便提及，当年首都中学红卫兵核心组长李冬民也在我厂金工车间当工人，但两年后即被抓走。二十多年后，得知他开办了中国社会调查所，干得还不错。

我被分到铸铁车间技术组，负责大炉班的炉前技术工作。

铸铁车间是全厂有名的脏、热、累车间，社会上也有翻砂工“黑三代”之说。文革中，我厂受批判的改造对象不少被发配到这里。我所跟班的大炉班，又是铸铁车间的最底层班组，负责熔化铁水，浇注铸件。全年上中班，从下午4点干到夜里12点。意想不到的是，在全班三十余人中，也如社会一样，有各色人等。有老工人，有曾经的小贩、国军老兵；有一北京二中的山西知青，其父是国军少将、全国政协常委；有一老初三的，其父是某国家局的领导；还有几个大学教师的孩子和其他青年。虽然人员不同，志趣有异，但在干活上绝对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只要还有一个人干活，大家就一起上，直到干完了之。铁水浇注时，经常铁花四溅，类似蔚县的打树花。我开始还有些害怕，老工人开导说，干活时身上有汗，铁星遇汗就会掉下，不会烫伤身体。但是鞋子不能系鞋带，万一铁星掉进去，可将鞋甩出，免得烫伤。日久也就不在乎了。

工作虽艰苦，对我们插过队的人来说，不在话下。每天浇注完第一批铸件后，要等较长的时间再浇第二批。夏日傍晚，我们常常坐在矮屋顶上，看着西天的彩霞，吹着习习的晚风，边吃饭边聊天，享受着劳累后的悠闲。

我在校时学的是炼铁，在这干的是铸铁，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专业特点却完全不同。为了不负工人高看我这个大学生，我恶补新技术，很快就对炉前技术员这个角色胜任愉快了。我还身兼车间业余初中数学教师。因工作出色，被厂评为优秀教师。当年部分职工调资时，还因此为我车间增加了额度。不过，这个好处并未落在我头上。好在我也无此奢望。

八十年代初，国家大力开展节能活动，年耗煤5万吨以上的即为重点耗能企业，要优先开展工作。我厂是机械局的超级耗能大户，仅炼钢车间和锻压车间，就分别年耗煤7万吨和5万吨。为此，厂里增设了节能办公室，首先抓重点耗能工业炉的热平衡测试，摸清热能流入和流出的路径和数量。组建测试队伍时，由两位清华和钢院毕业的工程师在各车间物色人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准备上中班，他们来了。一阵寒暄后，问我，冲天炉的热量主要来自哪里？我答主要是焦炭燃烧，还有少量的成渣热。又问，热量支出途径有哪些？我轻松地答出，有铁水带出热、炉渣带出热、烟气带出热；为显示功底，我又补充道烟气带出热还可分为化学热和物理热；又答，还有炉墙耗热，炉墙耗热还可分为炉墙蓄热和炉墙散热。我大学时学过热力工程，这类问题只能算是常识级别的，不在话下。两位工程师相当满意，又问我是否愿意调到节能办搞能源测试。我答，我愿意，就怕车间不放。我觉得，车间不可能放。一是铸铁这个“劳改”车间，进人都不易，岂能放人。二是车间大学生稀缺，能常年上中班的大学生更是挑灯难寻；三是我在车间的口碑不错，还曾有人在无记名投票推荐厂级干部时，推荐了我。果然，节能办调我，车间就是不放。后来听说，官司打到厂长那儿，节能办负责人放出狠话说，如果调不出高某某，节能办就干脆解散。最后铸铁车间只得放人。

到节能办不久，听一位农机部下放我厂的工程师讲授炉墙传热问题，讲到炉子处在正常工作时，内墙1对内墙2的传热量，大于内墙2对外墙的传热量。在座的各车间技术员都神情漠然，似听非听。我随即提出，各层之间的传热量应是相等的，否则，热量积累，炉墙就会被烧化。此言一出，举座皆服，该工程师也尴尬地接受了我的意见。其实，这也只是常识，并不是我多高明。也许，就是因为我的热工知识和认真态度，确立了我在测试队的主导地位。从开始担任副队长，到后来担任队长，我带领十几个人完成了对炼钢的35吨平炉、100吨精炼炉，30吨冲天炉，20吨锅炉，加热炉，热处理炉，煤气发生炉等全厂各类工业炉和各种耗能耗电设备的测试。其间，少不得见缝插针地恶补各种专业知识，不再赘述。之后，再接再厉，由点到面，又完成了十几个车间的能量测试、计算。最终，耗时一年，完成了我们这个超级耗能大户的企业能量平衡报告。由于当时条件很差，全部四十余本企业、车间、设备的能量平衡测试报告，都是由我和我的同事们一页一页地刻制蜡板、油印装订起来的。

机械部重矿局、设计研究总院，市机械局、市节煤办联合组织了对我厂的验收，在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后，予以通过。验收组走后，我向厂长表示不服专家意见。厂长老道地说，验收通过就行了。你要再说什么，就不懂事了。

此后，机械部重矿局聘请我作为专家参加对天津重型机器厂的能量平衡验收。市机械局也多次请我给能量平衡测试班讲课，一些企业还邀我去指导设备测试。

1983年，机械部生产管理局和设计研究总院组织编写【机械企业能量平衡方法】一书。我作为时年32岁的助理工程师，担任了该书的编委，并编写了约3万字的{工业炉窑}一章，达到了我在能源工作的至高点。现在回想起来，我能在能源工作上有所成功，一是由于机械行业缺少热工专业的技术人员，二是得益于四中学生好学上进、认真扎实的基本素质。

1985年，我国专利法开始实施。1987年，我调入北京市专利管理局，开始了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