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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锦泉的精彩人生
我的大学同学任锦泉去年去世，他的妻子董涛整理出版了他的游记
包括几位朋友的纪念文章
《走读世界的足迹》
作者任锦泉
序 言
本书作者任锦泉是我的中学校友，在校时并不熟悉。得识锦泉，是通过他在旅游网上的“古汉主页”，通过校友读书网和近年里建立的“东师学堂”校友群。非常不幸，锦泉因病英年早逝，今年5月20日是他的周年纪念日。共同作者董涛是锦泉的夫人。董涛遵照锦泉的遗愿，将其部分遗作整理结集出版，嘱我作序。
命运赐予锦泉一位贤惠的伴侣，却又给他安排了一条艰辛的人生之路。2003年，锦泉和董涛的独子遇难身亡。2004年，锦泉被确诊为肝癌。但是，中年丧子、绝症压身的双重打击并没有压垮锦泉。他们夫妇二人相互携持，以坚强的意志精神挺了过来！癌症在身的锦泉16次进住医院，多次手术，直面生死, 但对待家人和朋友，永远是坚强和乐观。他没有在病榻上和痛苦中熬过余生，而是继续学习，身体力行，向自己的未知世界进发，有多远，走多远，把足迹连成生命线。
锦泉的中学同学刘非非在怀念锦泉的文章中说：“周游世界的历程使他极大地开阔了视野，知识面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宗教等各个领域，因而能游刃有余地从不同领域和角度全方位研究重大事件和现象。他的思想不断地发展和飞跃，从2000年初直到最近的文章中能清晰地反映出这个过程。”
二音
于感性的。话虽大致不差，但在现实中，理性和感性真能分得开吗？我和锦泉在日常生活中交往不多，我们的友情就基于观念上的趋同，思想上的共鸣，甚至是分歧和争论后的彼此吸纳和理解。每个人一生中都同时从属于多个圈或群，家庭的，亲友的，感情的，利益的，兴趣爱好的，或是生活经历的不同阶段的。我和锦泉之间的纽带是对历史文化时势政治及宗教等方面的兴趣，是思想的习惯。锦泉是个思想者。
有哲人说，先驱者受难，思想者痛苦。锦泉就常常对社会上的恶人恶行感到愤恨，对底层民众的不幸遭遇感到痛心。他的可贵处在于，这不是开口就骂的愤青发泄，也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怜悯，更不是民粹和犬儒，是在制度层面上，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虑。这在下一代人看来很可笑，“此肉食者谋之”，干卿底事？可我们就是摆脱不了。这个话题我们聊过多次，看法基本一致，都比较悲观。这里边包括两点,一是面对信仰解构道德崩塌的现实，想要重建却找不到核心资源。历史的，传统的，宗教的，文化的，都没有：二是政治和经济体制未来的走向。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有些认识上的差异。锦泉比较心仪这边的制度建设，并有把它理想化的倾向。这与五四以来知识界的主流是相同的，也与他自己所处的现实有关。我对此有所保留。一个原因是在这边久了，有“审美疲劳”吧，对它的消极面看得多些。二是它的现实表现不似以往，这不用我说。于是衍生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历史哲学层面的，即对整个体制和制度而言，它的衰退是暂时性的还是退行性的？换言之，一种体制一种文明是否也像一个生命体那样，有它的生老病死的生命周期？但至少，它的现实表现使它对中国知识界的吸引力和对制度设计的示范效应明显降低，并给反对者提供了一个口实。还有一个是老问题，就是这种嫁接是否会产生排异？因为从实例看，该制度在原生的二十几个国家都还好，而在次生的大多数国家都很糟糕。锦泉曾问我，如果不向西看，你往哪儿看？我无言以对。所以我更悲观。
我们俩的大部分海聊都与此类似。因师出同门，很多内容都是些枯燥乏味的历史问题，不足与外人道，我想说说对锦泉印象深刻的另一件事：他的游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历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和理想，锦泉是个身体力行的实践者。老学长郑志宁读了锦泉的游记后大发感慨说，锦泉有这些作品存世，真不枉此生。我读过锦泉方方面面不少东西，仅就游记论，他能写得那么轻盈飘逸，妙趣横生；又那么耐人寻味，惹人深思，在我看来，首先得益于他眼光的独到和视野的开阔。这与他的新闻工作经历有直接的关联。一个好的新闻工作
者，一定善于发现社会的“新闻眼”；一个好的旅行者，能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很快看出它独特的东西。二者在逻辑上和现实中是有相通之处的。
锦泉的另一个优势，是他的历史专业训练。人文旅游 其实就是访古，所谓“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孟浩然）。求仙问道，游宫拜庙，懂点历史是很讨巧的，这个好理解。锦泉的文字好，简洁明快，不雕饰不做作，有书卷气无酸腐气。我觉得这大半是爹妈给的，学不来。长期的文字工作只是锦上添花而已。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的勤勉。简单归纳一下，锦泉在游记写作上有四勤：眼勤，不漏重要的东西；脑勤，不是看过就算，入心；笔勤，好脑瓜不如烂笔头。印象记忆理解感想最后都要形成文字；腿勤，不用多说，没这条就不叫游记了。他在每次出发前，都有周密的计划，大量的背景阅读和案头作业；旅途中有详细的记录；回来之后，整理分类，拾掇成文。这样的才情，这样的工夫，能不出好作品吗！
你走的太快了，距我在小城车站作别那个谈笑风生的你还不到一年。你走的太早了，这应了一句西谚：THOSE WHOM THE GODS
LOVE DIE YOUNG.
怀念任锦泉
5月21日早晨，看到董涛说锦泉去世的消息，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拨通董涛电话，才知这是真的！我心痛悲哀！5天来，锦泉的音容笑貌一直就在我眼前，挥之不去。
锦泉小学与我同校，不同班。小学就听语文老师夸二班的任锦泉作文好。听他同班的凌晓虹说，锦泉从小就酷爱读书，他的书包里总是装着一摞课外书，课间他就如饥似渴地读，读后会讲给同学们听。总是有一群同学围在他周围听他讲。由于他每天上学都要带很多课外书，有时会忘记戴红领巾，班主任米老师让与他住同一胡同的凌晓虹每天找他一起上学，提醒他戴红领巾。1964年我入附中后与锦泉同班，他给我的印象也是这样读了特别多的课外书，坐在前几排的锦泉，下课就会回头津津有味地给同学们讲。40年后的2006年12月29日，在锦泉给我的一封题为《痛苦的回忆使我们更加清醒》的邮件中，我找到了他从小就那么酷爱读书的答案。锦泉说：“刘菲的读妈妈自传写的很感人，是一种心底情感的自然流露。我妈妈也有类似的经历：地主家的大小姐、反抗传统命运的进步青年、川大外语系的高才生、江姐的同宿舍同学（江好象是学农学的）、川西地下党成员（莆志高叛变后撤退到乡下才逃过一劫）、解放后新华社的高产记者（一篇报道曾入选小学语文课本）、57年反右的牺牲品。小时侯她经常给我们兄弟讲离骚、讲苏联文学、一直到去世，她对反右、文革中人整人有自己独立的看法。”是有独立思想的母亲从小给锦泉讲离骚、讲苏联文学，培养了他对文学、对知识的兴趣，使得锦泉受益一生。
我与锦泉开始接触多，是从他上大学开始。他是1972年入东北师大历史系的，我1973年在吉林工大动力系读书，我与他大学宿舍就是一墙之隔。锦泉来工大找过我，我们很聊得来。毕业后他分到白城期间没有联系，1980年代他再回长春又来看我，我也去清明胡同他家看过他。锦泉调回长春开始在长春广播电台工作，之后调到吉林省委办公厅的。约1985年锦泉去深圳工作。
锦泉多次与我说过，吉林省的干部多是从农村上来的，农民意识严重，少有现代化改革思想，这是吉林省落后的根源。关于“吉林省干部净是些顶着一脑门儿高粱花子的人”这句话，记得他对我说是谷长春最早说的，锦泉认同。谷长春1957年被打成右派，平反后曾任吉林省委办公厅主任、常委宣传部长、省委付书记。锦泉在办公厅时，谷长春是他的领导。锦泉与这位＂右派＂领导对吉林省干部落后的农民意识，看法高度一致。锦泉在长春电台的台长是车书栋，后任吉林省委宣传部付部长。1988年车书栋恰好住在我家楼上，锦泉去深圳后第一次回长春，就来我家看我，他兴致勃勃地讲述在深圳特区所见所闻，之后上二楼看望他的老领导车书栋。我与车书栋一起送他离开，之后车书栋对我说，你的同学任锦泉有思想！
后来锦泉对我说，去深圳后，看到了中国工业化、改开经济的腾飞，深圳的市场化理念与锦泉的思想完全吻合，他满怀激情地投入了特区建设。特别是他在蛇口的报社工作时，有幸采访和接触蛇口招商局负责人袁庚，袁庚是中国改革的启蒙大师，中国开放的先行者。袁庚的思想更让锦泉看到与吉林省农民干部的巨大反差。吉林省落后，首先就是干部思想落后。
关于在吉林省官场的这段场经历，锦泉是如何看的？2006年锦泉在《痛苦的回忆使我们更加清醒》的邮件中说：“父亲对我们人生的重要影响是：对科学文化知识的追求、为人正直、没有市井无赖的游民气息（恰恰很多同学的所谓社会经验来自小农、小市民家长的传承）。由于长期党内政治斗争的残酷性、非人性，从我上大学时，他们就不主张我学文科。当年，我从省委去闯深圳，父亲十分赞同，对那个许多人趋之若骛的官本位并不欣赏。”这就是锦泉的看法。
锦泉信中还说：“父母的是我的第一个教师（有终生受用的教益、当然也有时代的局限）；他们的人生经历是引导我思考中国这个大系统问题所在的重要动力。四川著名诗人、57年全国闻名的大右派流沙河（妈妈的金堂老乡）曾和我的一位亲戚谈起妈妈，大意是这样一个有才气的女子在那种年代“肯定要遭（倒霉）”。”
约1990年，我去深圳时，再次见到锦泉，他与董涛一起，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董涛，董涛年轻漂亮，锦泉很精神，还是兴致勃勃地侃侃而谈。约1991年在深圳，锦泉夫妇邀请我到他们的新家做客，他家收拾得干净漂亮，给我的印象是：董涛很能干！
后来锦泉告诉我他们的儿子聪明伶俐，他俩培养儿子爱好广泛，人称“小博士”。没想到2003年竟然遇害！这是锦泉董涛一生最大的悲痛！
我做外贸每年要去广州参加两次广交会，约2002年广交会，锦泉说要来广州看我，那天他与董涛、援朝、安小平四人从深圳开车来看我，我们共进晚餐，老同学相聚，格外高兴。我们聊得欢。
虽然一直与锦泉有联系，但他说出能让我记忆深刻的话，是在他50岁以后。我惊奇地发现，锦泉的思想深刻成熟很多。我把这个感悟对对锦泉说后，他说，“我们学文科的，当然学习实践更久，思想才能深刻成熟。”但这个感悟对小红说后，小红评论：“那是之前的你思想不够深刻。”或许他俩都有道理？
由于谈得来，2004年始，我与锦泉、二音三人邮件笔谈约十年。谈历史、经济、社会、时政、现代化转型等等我们仨共同感兴趣的话题。锦泉的每一封笔谈邮件，他都有题目，独立看都是一篇深刻的好文章。其中有些我给刘非非看到，她极为称赞，被她录入到咱们班校友录的班级共享。如：《日本：中国的一面镜子（一）从西乡隆盛谈起》、《青白尼罗河与韩洪定律>等等。与锦泉、二音的十年笔谈，锦泉的思想给我很大启迪，让我受益匪浅。
2013年锦泉与我们有共同话题的校友成立了读书网，2014年改为微信的《东师学堂》。在《东师学堂》，锦泉的留言最有深度和远度，这是学堂校友们的共识。正如校友祝承亮评论的：“学堂一员大将，泱泱附中，能有几位？”
2011年10月8日至12日，在成都召开的近代史讨论会上的锦泉作了专题发言，题目是：《奥斯曼改革与凯莫尔改革对中国的参照意义》。这次会议发言的还有：李伟东、杨帆、秦晖、张木生、曹锦清、萧功秦、徐友渔、祝东力、刘仰、吴伟等。都是中国著名经济、历史、社会、政治领域的顶尖学者。锦泉发言后，秦晖等学者向他提问，与他讨论。
锦泉的思想、文字不仅吸引我们，也吸引了国内很多顶级学者。前几年经济学家吴敬琏去看了他的博客，（似有一句评论？）锦泉马上给我打了电话，兴奋地说吴老在看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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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25日于长春）
（2017年5月26日修改于慕尼黑机场）
（2017年5月30日修改于牛津）
我和锦泉
冬冰
我和锦泉是天缘。
小学时候，我们都是长春市第一实验小学的。虽然他比我大两年级的同学
（那个时候还不懂“学兄”、“学长”的概念），总是有事没事和我打个招呼、
说两句话，后来我知道他叫任锦泉。
考中学时我报的是师大附中。升学考试也是在师大附中进行的。语文数学两
门考试完后，他都会出现在我面前，详细问询考试题目和我答卷的情况，甚至
对考卷里的作文题目、我写的什么内容、怎么开的头、怎么结的尾等等，一一详
细过问和评点，最后就是对我的回答给与肯定和鼓励。我果然如愿考上了师大附
中，跟锦泉成为校友。在我记忆中锦泉对我的总是肯定多过批评，总是给我鼓励
与希望，小学时候的闲聊就是这样，后来一辈子都是这样。
在我们后来的人生旅途中，我逐渐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我和锦泉之间难以割舍
的缘分。锦泉的父亲任冰如和我的母亲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四川人。他们为
了新中国按照党组织的安排辗转来到长春，都是身在他乡为异客，生活在与自己
幼时完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难改的乡音和执着的为民族解放奉献一生的信仰，
加之他们各自在文化、理论方面的修养都是在长春市老干部中出类拔萃的，以至
于成为莫逆之友。任叔曾是长春日报社的总编，我母亲在长春市第一届市委机构
中就是理论教育处处长，后来又做过长春党校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他们在一起有
无穷无尽的共同话题，期间也总是止不住此起彼伏、无止无休的争论。当然这种
争论总是时不时让人哑然失笑的，比如我清楚记得他们离休后，有一次讨论起改
革开放的某些个什么问题时，我母亲叽笑任叔是“你这个教条主义”，任叔则立
刻反唇相讥“你就是个左派幼稚病！”说完两个人爽心地一阵欢笑。在我们两个
家庭中，我和锦泉分别是全面继承了这两个长辈的理论思维、政治趣向和宏观视
野的人。今天想起来，我和锦泉在心灵深处的这种默契首先来自两位令人尊敬的
老人的精神传承，而这种传承是深入骨髓的。当然这都是我们成年后的醒悟。
更神奇的是文革大串连中我和锦泉没有同行，我们的足迹绕了几千公里，走
了四个大城市，居然途中遇见锦泉三次！先长沙、后武汉、再北京……。而我在
整个旅途中间，除了三次和锦泉相遇，没有遇见过其他任何熟识的人。记得当时我
就跟锦泉说过，咱俩这是什么缘分啊！看来这辈子我们是分不开了！
一语成谶。果然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一直都是同行人，我们不在同一城市
时间最长的，仅仅是他因病回成都之后。
1972年，我下乡三年后被抽调到长春市制革厂，母亲后来也回到长春，被安
排在长春纺织厂做党委副书记。一天锦泉突然到我家在长春纺织厂的临时住处找到
我。原来他被推荐上了吉林师范大学的历史系。见面当然是愉快的，时间也很短
暂，我们在长纺边上的土包上照了一张像，就又分手了。再次见面就是他毕业，
分配到了白城市，专程与我告别。
岁月荏苒，我们作为一心想为国家为民族强盛做好本职工作的进步青年，各
自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同时恶补未曾学到的初、高中课程，连书信
往来都没有，互相中断了联系，但是心中却相互久驻着。数年间偶有几次短暂的
见面今天都成了模糊的影子，记忆清楚的再一次走近已经是1977年了。那里的我
们，父母都已经被“解放”，也被部分落实了政策，临时给父母的房子相距并不
太远。锦泉这时候已经到省委办公厅工作，我还在皮革厂。这年11月，全国首届
恢复高考，这前后我已经来去锦泉家如履平地，和任基、任础一起参加了七七级
的考试。我幸运了考上了东北师大（当时还是“吉林师大”）中文系，再一次与
锦泉成为前后届的校友。
大学四年，到毕业后我结婚、到司法厅办法制报，这期间我与锦泉当然是长
流水、不断线的来来往往。时光很快流逝到1985年。祖国东南方一个充满时代新
鲜气息的边陲小镇深深吸引了我们两个的目光。吉林省的社会环境和我们在各级
政府里看到办事讲关系不讲原则、任人唯亲、唯上不唯实、各种裙带关系盘根错
节、人浮于事的官场腐败，使我对吉林省的未来失去了信心，急切地希望去深圳
探个究竟。我自己暗中做了一个计划，利用当时正火的电影《少年犯》中主角陆
彬再次犯罪的新闻素材，向领导申请成功了去上海采访。我打定主意到上海，以
后再向单位远程报告“需要去广州采访导演张良夫妇”，借机悄悄去一趟深圳。
这是一个大胆而周密的计划，我在走的前两天专程去锦泉家里告诉他。锦泉听了
十分振奋，在佩服我有如此谋略和胆量的同时，要我带上他的资料一起到深圳去
落实接收单位，他也决意离开长春这个从小长大、却决意出走的地方。
后来得知深圳招聘团已经在长春市的白山宾馆大张旗鼓地公开招聘，锦泉在
长白山宾馆给他自己和我同时递上了应聘简历，结果很快我们就都收到了接收
回复。接收锦泉的是蛇口招商局，而接受我的则是深圳市公安局和司法局两个单
位。我们真是太兴奋了。此后的两个月间，锦泉毫不迟疑先行一步到了蛇口。因
为工作原因，我暂时离不开。但第二年我还是坚持离开司法厅来到了深圳。
由此，我和锦泉开始了在深圳20多年志同道合的人生旅程。
锦泉在蛇口，我在罗湖，他在蛇口通讯报，我在深圳法制报。虽然都是媒
体，但机构的体制、报道的内容完全不同，加上距离又远，工作节奏很快，任务
也繁重，都是外乡人，业余时间需要交往的事情特别多，因此事实上也很少交
流。但每一次我们相遇，都是极其兴奋和亲切的。每次见面，书生似的锦泉都会
兴奋地谈起他最近的新感受，谈到他最近学到的知识和开阔的眼界。言谈中锦泉
常常兴奋不已，连描述带评论，而且充满联想，什么亚洲四小龙，什么袁庚，什
么李嘉诚，什么马恩基本原理，旁征博引，借题发挥，反正是要描绘出一个体
系，把微观的现象提升到宏观的层面。对锦泉的这套思维模式我是有共鸣的，这
是他愿意和我侃侃而谈的原因。可能是源于我们接受同样的教育，生长于同样的
环境，深谙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道理，知道感觉到的东西理解了以后才能更深刻，
知道对一个事物的判断，首先要从宏观上去把握。锦泉是一个十分好学的人，十
分好奇的人，十分上进的人，十分怕自己落后于时代的人，也是一个博览群书的
人，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人。到了深圳，他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
任鸟飞。深圳宽松开放的社会环境和毗邻香港、作为经济特区试验田的观念优
势，使锦泉的生命活力、思想活力得到了空前绽放。这方面我显然和他是有差距
的。他比我读过更多的书，因此在知识基础和架构方面比我更深沉；他在大学读
的是历史系，因此比我更懂得从历史的纵深上来观察现实；他文史哲不分家，而
且从未旁骛，而我却在法律方面深受父母的影响，同时工作中时时处于法律的现
实环境之中，因此对一切可能冲破现行法律桎梏的经济现象，他都充满着兴趣和
期待，并且勇于去尝试，而我却也因所在单位的机制限制，加上观念的保守，常
常抱着冷眼旁观、静待发展的态度。
确实是环境改造人。在蛇口那个经济大环境中，锦泉率先懂得了金融的意
义，因此脱离了蛇口通讯报以后，他就去了南山投资管理公司，开始真正在金融
圈里混了。从股票到期货，从A股到B股，人民币投资到美元投资，从体外碎石
机到其他的相关投资项目，他开始真正在经济圈儿里混了。近朱者赤，近墨者
黑，于是锦泉那些年嘴里说的、眼睛里看的都是金融投资这些内容。其实他的思想
是很现代和明确的——从理论上来讲，经济是基础；从环境上来说，不搞经济，来
深圳做什么，深圳本身就是个“经济特区”；从现实上来说，不论姓资还是姓社，
社会需要企业有盈利，生活需要个人有盈余，而真正能赢得经济效益，才可称为这
个大潮中的弄潮儿。手把红旗旗不湿——锦泉是想明白了，他要在这个以经济为核
心的大时代中不落后。盖棺论定，锦泉没有错。
这个期间也是锦泉广泛交友的黄金时期。首先他85年去到蛇口，身边就集合
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开拓者，其中以附中同学为主体的深圳校友成为锦泉最知心的
一群。锦泉为人善良宽厚，在工作中也自然结识了不少其他朋友。但是我相信这
些朋友最终也仅是同事级别的。在深圳这个地方，在为家庭和事业打拼的年龄阶
段，人与人之间已经很难产生心有灵犀、并能长久牵挂的知心朋友。更何况骨子
里“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锦泉从不搞私情、从不循私情，能够与之谈笑交锋的鸿
儒精英也确实寥寥可数，因此实际上锦泉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显得孤独。但锦泉确
实是在整个朋友圈中很有知名度，有良好的口碑。这当然是人们对锦泉人格、品
格和学识的认可。
1989年。锦泉从成都把董涛带到深圳，一个星期以后的周日和董涛双双来到
我家，告诉我他们准备结婚了。我当时兴奋的心情不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我
和武虹一起做了一桌不算丰盛的饭菜，酒桌上举杯，说了几句我至今难以忘怀的
感言。我说：“你们准备结婚了，这让我太高兴了，祝福你们！”我向着锦泉说
“你这些年不容易，希望你们永远幸福到老”，然后紧接着转向董涛：“董涛我
要特别感谢你，你能到深圳并决定嫁给锦泉，这说明你有见识，说明你有眼力。
而且我要告诉你，你的选择是没有错的。锦泉是个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人。我们是
最好的朋友，相信我的话。”
我的感觉，自从锦泉和董涛结婚以后，锦泉的生活是幸福的。董涛很能干，
也很珍视锦泉，在家庭生活方面，勤俭而不奢靡，在大事上基本上唯锦泉是瞻。
锦泉在生活上当然也没有什么挑剔，任由老婆安排。因此在和董涛28年的夫妻
生活中，董涛服伺锦泉功不可没。当然锦泉也尽了男主人的责任。
但是锦泉、董涛幸福的家庭生活并没有长久。世间总有意外，一个偶发中的
偶然，毁了一个善良幸福的家庭，他们失去了爱子。半年后锦泉因此患了肝癌。
因为早期治疗和董涛的精心照顾，此后病情稳定，夫妻二人开始周游世界。
和我们的先辈比起来，我们幸运在这个时代。但和我们的后辈相比，我们也
注定是悲哀的，这是给了我们太多悲哀的时代！
深圳是个忙碌的世界。大家真是每天每刻都在忙，我们两家住的又相距遥
远，时光流逝得就显得更快。此后，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上写剧本
《城围》，几乎是刻意减少对外的联络和交往。后来锦泉手术后去了成都定居，
再后来知道他和董涛两个人想得很开，每年有计划地出国旅游，年年去三亚过冬，
两个人真正成了养老休闲一族，生活得很惬意开心，真是相依为命、互相照顾，
心里一直为他们高兴和祝福。自迁居成都以后，锦泉每次回深圳来，总要和我们
一家相聚。这期间我有机会先后去成都两次，当然都要去看他。在2016年“十一”
黄金周期间，我还到他那里，夫妇俩陪了我一天半的时间。看到他身体状态很好，
自述各项指标没有问题，本以为他会这样健康快乐地生活下去，却没想到几个月后
却竟风云突变。
在当今的时代，66岁的年龄，可以说是英年早逝。锦泉确实走的太早了，他
人生的路太短了！不仅短，而且太波折。有人会说他不算波折，他基本上挺顺
的，事业上一直不错。但在我眼里，作为一个父亲，做为一个才华横溢的才子智
者，作为一个与世无争、只求知识和进取的激情男儿，他太不顺了，他不应该承
受那样丧子的残酷和不幸，他不应该承受如此阻厄他才华光芒的肝病痛苦。他一
辈子都是在理想中生活的，他向往着先人先哲们描绘的大同世界，他用自己的实
践体验着向着理想前进的每一步，他用他的笔和脑如饥似渴地汲取孕育那美好未
来的每一滴知识养料。他一生都在学习，都在追求。他身上充满阳光，洋溢着永
不退缩的朝气和勇气，而且以一种惠及他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永不停顿地把这
世界的美好用美好的文、图传授给他人。这世界他虽然没有看够，但每一步他都
在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去分享。他身上充满了大爱的无私，他一生都在为人类美
好的未来实践和奉献。他的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为更多的人所知就匆忙地走
了，但我认为他在我一个人心中永驻就够了，而且绝不止我一个人！
锦泉先我们一步走了，给我们带来了深深的悲伤和怀念，也为我们树立了为
人为世的楷模。他告诉我们，人应该怎样践行自己的人生，怎样的人格、品格才
能在人们的心中竖起不朽的丰碑。生命真的无需太长，它的价值在于每一片段的
过程和意义。我们终有一天也会步他的后尘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能够像锦泉那样
永驻在人们的心里吗？后人将给我们怎样的评价？
我不想在那个世界里见到锦泉时他说，你给人们留下了什么？这辈子怎么混
的……
好友 冬冰
2018年1月8日
沉痛哀悼好友任锦泉
近期连续哀悼好友去世：复旦大学谢百三，中学同学刘深。两周前，好友任锦泉告诉我，宋晓禄去世了。我问他身体如何，他说“不好”，就没有再说。我就感到不妙。没有想到这么快，今早她的夫人董涛来短信，说任锦泉因肝癌去世。我沉痛哀悼。
他当时是不愿意告诉我。临终前想要说些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很是遗憾。
任锦泉在《深圳证券时报》工作20年，任办公室主任，我去深圳经常与他见面。 后来他惨遭不幸，10岁的独生子惨死！ 任锦泉夫妇提前退了休，在成都安家，在全世界考察以度时光。
任锦泉的旅游，已到了专业的考察程度。去土耳其，巴西，古巴等，去之前深入研究，都写出了非常专业和生动的游记，他在电话里经常和我提起，兴致勃勃的。
我去重庆，都要绕道去成都看他，有七八次。他开车拉我走遍成都各个景点，包括周围的小镇，请我吃各种美食。所谈均为国家大事，他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人。我期望他的游记能够出版。
丧子之痛，无法言表。他20 年来总是生病，包括颈椎手术，肝病，他没有告诉我其病况的恶化，他们夫妇的坚强和乐观，足以为社会楷模。
任锦泉的遭遇，应该引起全社会的思考：只有经济繁荣是不行的。人民需要的首先是基本吃喝住，然后是安全。独生子女的政策也应该彻底反思了！ 强制计划生育是错误的。不仅给家庭造成无可挽回的痛苦，而且对汉族的发展，究竟是好是坏？ 再过几年人口老化了 ，就可以看出来。
杨帆51（经济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
5-22 10:46
编后记
董涛
有多远，走多远，把足迹连成生命线。这本书就是对我们游走世界足迹的串
连和对远行伴侣的永久纪念。
2017年5月20日，我的先生任锦泉，走完了他人生的66年。虽然短暂，但
堪称精彩！历经磨难，但乐观坚强，矢志不渝。1986年他放弃许多人羡慕的工作，
投身特区建设，多年从事新闻及金融方面的工作。1989年我追随他也来到深圳，
这期间我们一起经历了中年丧子，他身患绝症的双重打击，但我们没有被打垮，
我们一起选择了坚强面对，携手走遍世界成为我们共同的梦想。大自然是医治心灵
创伤的最好医师，在遥远的南非好望角，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我们感悟世界这么
大，人生那么短，我们没有时间去沉沦，去哀伤，我们要抓紧时间去过自己想要
的生活。梦想支撑着我们携手走出了人生低谷。
虽然他人生最后十三年身患癌症，但他仍没有停止追求自己梦想的脚步。他
一边用积极乐观的心态治疗疾病，一边长期坚持打乒乓球锻炼身体。非常欣慰的
是他最后这十三年不是在病床上痛苦熬过余生，而是带着思考，游走世界。他曾
说过，生活的质量和数量，长度和宽度，如果只能选择其一的话，他宁可选择质
量和宽度。同学们在他走后也纷纷留言说他是活明白了，人生非常精彩。
我们相濡以沫走过了28年，这中间有幸福、有欢乐、有痛苦，有泪水，有病
痛，有磨难。这些年他先后住过十六次医院，曾做过小肝癌切除术，介入手术，人
工颈椎间盘置换手术，及整个右肝切除手术，但他从来没有悲观绝望过，一直是积极
乐观面对，笑对生死。留给家人和朋友的永远是坚强乐观的一面，一直到生命的最后。
用他的话说不给人增加负能量。他的乐观坚强也深深感染和影响了我，让我也能坚强
面对过去和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
他酷爱旅行，一生游历过49个国家和地区的250个城市，及众多国内城市及
风景名胜。他出游不是简单的游山玩水，每去一个地方一定会提前认真研究当地
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及风土人情，可能是因为本身是学历史的，所以他的眼
光从来就很宽广，很深远，不仅古今，更有世界。边走边看边思考边记录，留下了
数十万字的心德感悟。读千卷书嚼人生险恶始得慈悲之根，行万里路阅世界寥廊终
弛无尽海天！这是亲友为他写的挽联，是对他此生的精准概括和总结。
最后这十几年我陪伴他游走了36个国家和地区，当然还有很多国内风景名胜，
我们从开始的跟团游，到后来的半自由行，完全自由行，和朋友一起自驾游，在
世界三大洲四大洋留下的太多的足迹和难忘的记忆。我们配合默契，他负责选择
规划旅行线路，做出行功课。我负责网上预订交通食宿，准备旅行需要的一切用
品。旅行归来我处理照片和整理旅行日记，他写游记和旅行感悟。留下了大量的
文字和照片。除在网上给大家分享外，也一直有将这些文字照片集结整理成书的
意愿。但比较遗憾的是，没来得及去践行。
此书编写的过程中，我感觉最遗憾的是，好几篇文章因为身体，气候，准备
下一次的出行等种种原因没来得及写完，有些国家像智利，古巴这些他花了很多
时间研究了解的国家甚至没来得及开写，早期出游的国家像新马泰，菲律宾，澳
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及中国港澳地区因工作忙，身体有恙等原因，没有留下游
记文章。斯人已逝，他本人已经没法再来完成和修改这些遗作，为保持他原有的
风格，我只能用照片，旅行地图和补充说明来作些弥补。
他的这些文章严格说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游记，更不是出行攻略，更多的是
旅行感悟和研究思考，他自己称为政论笔记式游记，是他的一种探索。曾经有出
版方在网上看到他的文章后主动打电话来联系，说他文笔不错，旅历丰富，想跟
他联合出书，但要求增加和修改成旅行攻略式的游记，出版方考虑的是赢利，迎
合市场需求，这也无可非议，但他不愿意，他出游更关注的是当地的历史，经济
及人文的东西，他不愿意写那种流水帐似的攻略文章，这不是他的风格。所以合
作出书没能如愿。
现在由我来把他付出大量心血的这些文字和我们的旅行照片整理出来，集结
成书，我觉得是对他最好的怀念，也为我们相伴游世界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同时
这也是他和大家的意愿。临走前一周他亲自草似了部分目录，托付我为他集结成
书。他走后，他的大学，中学同学，校友，同事，下乡集体户的户友都在各自的
群里留言希望能将他的文字出书。所以我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编写这本书。
也感谢众亲朋好友鼎力支持。他视为精神家园的东师学堂的孙耘田学长百忙之中
抽时间为他的书写了序言，杨帆教授，刘菲、二音、冬冰等众多好友同学为他写了
怀念文章。东北师大海南校友会的春荣大姐还花了不少时间把他的游记及大家的悼
念留言做成了美篇以示怀念。
在整理编辑这本书的时候，我又重温了我们携手走世界的愉快旅程，点点滴滴，
犹如昨天，在我的感觉里他从未曾离去过。只言思念不言殇，这是我现在也是将来
应该有的生活状态。我相信也是他的意愿！
2017年5月20日是他一段人生的结束，也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如今5.20这
个日子已被赋予了新的涵意。我选在他远行一周年的时候把他多年游走世界、用心
考察撰写的文章集结成书，也是为了留下这份真情和思念。
老公，你在天之灵也一定会感到欣慰。你可以安息了！天堂里没有病痛，但
一定有更美的风景，更令人向往的诗和远方，有更多可以追寻的梦。希望你的梦
里依然有我陪伴！一路走好！
妻，董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