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中学同学聚会，听刘红路说，陆丹丁得了食道癌，我说要去看他，托刘红路和陈国恩两次相约，均被婉拒，说是说话困难。我感到事情不妙。没想到，3月10日接到范居智通知：丹丁去世。所有同学皆大惊失色。张树明说，想起一年前刘深去世，丹丁主办追悼活动，跑前跑后，十分活跃，仍历历在目，没想不到一年，死神竟降临于他。

听说丹丁不注意体检，更使人惋惜不已！

今日遗体告别，外国外地许多同学问候，

十几人到场。王小棣和陆丹丁是石驸马二小的同学，又是中学同学，他身体很差了，走不了100米。由老伴搀着来，在外冻了大半天。旁边恩祥再三劝他暖和一会，他却不肯。与丹丁一生之情分，在嗖嗖冷风中一表无疑。张树明，郑宝生，宋援朝和我数年未见，特别是赵惠泳分离50年，今日见面却不能多谈。大家被哀伤笼罩，哪有心情！

   年近80的中学班主任王兆骥老师亲自驱车赶来。望王老师以后不要参加这样的活动。你那么多学生，慢慢就送不过来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不是滋味。

我和丹丁住邻居，他家是头发胡同的部长院，我家在他家后门受水河的大杂院，旁边是王小棣，晁明忠，邵公寅，张树明，方圆不到1000米。

我自16岁和丹丁50年未曾见面。前几年请刘红路联系，和丹丁畅谈两个小时别后经历。谈起郑钊50年未见，今天和国恩又谈起郑钊。他们三个人是一起陕西插队的。

郑钊不出，我们唏嘘不已。

   丹丁的死令我悲痛异常，似乎并非出于私交，不知触动了心里哪根弦。是多年来积累的“老三届”情结？近年来遇事越来越容易伤感，不知为何。

   我对丹丁的记忆是50年前的，他是我班团支部书记，是有影响的人物。我们住对门，有时放学一起骑车回家，走到39中门口要拐一个特别窄的小胡同，走中南海西侧那条马路。北口是王觉非家的大杂院，极为破烂；然后是中南海刘源所住，再往前缸瓦市，是小学老师霍懋征的胡同，南口是统战部大院刘深所住。为什么不走上西四西单？大概是因为清净，只有一个14路公共汽车。不像西四南大街，西单北大街那么嘈杂。

有一次丹丁和我谈了一路，如何做好学习委员。我们共同的上学之路，是从西单到西四，西安门，西什库，骑车20分钟，却要分为三个阶段。

北京50年前的冷风，比现在刺骨多了。

经西单到西四是最难熬的10分钟。四五级的西北风不仅骑不动，而且钻入帽子，耳朵疼得像刀割一样，扣紧帽檐也难忍受。不得不一手扶把，一手捂耳，两只手换着捂耳朵。

到红楼影院右拐，有两分钟顺风路，缓一口气。到39中教堂左拐继续迎风北骑，再7分钟，比前面那10分钟好受多了，可能是耳朵冻麻了吧。

虽多年不见，作为老三届是感同身受，具体经历有何不同，并不重要。

    今天王兆骥老师几次提到刘深，说他非常朴实，遗憾他的早逝，且未能给他送葬。

   我和刘深同病相怜，都是小儿麻痹后遗症，我右臂不能抬，他左腿瘸。他的父亲是统战部长刘述周，文革期间似乎早早去世，他们总是听他说他母亲如何。似乎听他说过，他的父亲被江青整，说是叛徒。

待业期间，17岁，他常来我家，每次都要抱怨一番，说他的小儿麻痹已发展到类风湿，右手右臂韧带萎缩，以后的下场就是瘫痪，他说最多活三四十岁。

50岁见面，我说，你不是活的很好嘛？他还是悲观，说病的更厉害了，肠子失控不能消化食物。最后一次是前年，我和陈鲁榕，高永迈一起聊天，刘深骑个小摩托来了，说心脏快衰竭了。没想到，这次是真的，一觉醒来心脏停跳，和我父亲一个死法，没有痛苦，没有死亡预期，可谓善终，只可惜少活了10年。

   细想刘深的精神世界，口头上悲观，内

心深处是个乐天派，他自幼对生理缺陷能坦然适应，不在乎周围有意无意的嘲笑，不像我那么敏感易怒，这本身就很难。他平易近人，没有干部子弟架子，和谁都好。

我发现他的交友最广，特别愿意到同学家串门，不知是不是这样？虽然腿不好，影响身体平衡，但乒乓球打的很好。发球很转，球路刁钻，会打转球，也会突然搓球，那个球打过来，可以在案子上突然停住不动，把你抻一下。除宋为外，刘深可能是全班第二。我打不过他，说明他心灵手巧，这对于一个有残疾的人来说，实属不易。

听说他也被迫去插队？还买过包子？ 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我知道他在大百科全书，还算像个地方。好像工作也不顺利。

   刘深与同学交往最广，心理上有他的寄托，超过我们对他的寄托。他的故去，大家都觉得失去了一个好朋友，不知我的感觉是不是正确？

   王燕琪是我班幸运儿，分配到京西煤矿当矿工。但他又是最不幸的，因车祸早早故去，可能还不到30岁。

   刘太迟在1968年来班里几天，大家就下乡了。作为刘伯承元帅的小儿子，他当兵了前几年故去。我见过他的兄长刘太行几面，是苏铁山（三五九旅副旅长苏进的儿子）介绍我们和几位老干部子女见过面，如周秉德，任弼时的女儿等，都是全国政协委员。刘太行比我们大10多岁，为人非常朴实，绝对是一个忠厚长者。

   邵公寅是我小学同学，幼儿园同学。我们一起的还有刘源，薄熙成，张树明，李彤。三班王伟思，王者曦，四班印红标，张帆，是连续12年的同学。

   邵公寅不爱说话，数学特好。记得小学五六年级，老师出“鸡兔同笼”一道思考题，只有邵公寅能答上来。他答题的样子至今历历在目：如全是鸡是多少，全是兔是多少。全班大惊。其实这就是初中代数里的设未知数啊。还有一次，自然老师问：没植物就没氧气，冬天花草树木凋谢，我们怎不觉得憋得慌啊？邵公寅答：北半球冬天，南半球是夏天啊。那边的氧气可以流过来。

   小学毕业，五名同学评上北京市三好学生。张帆和我，印红标，数学作文都好。李彤专长于文学艺术，邵公寅专长于数学。

   文革期间，我和小学同学张晨去他家串门，他有电唱机，放了唱片《梁山泊与祝英台》，以后我又去听了一次，这次我是真听进去了，以后可以用口琴把这个曲子吹出来。

正是这些经典，使我们这些四中学生，能在绝望的，反文化反文明的10年里，继续自学，坚守文化底线。

   邵公寅鼻癌去世，年龄不过40岁吧。薄熙成最为动容，邵公寅曾帮他存过五个箱子。

经历家破人亡，薄熙成自然感念。

   昨晚和居智，国恩商量半天，要不要今天请大家留下来，开个追思会？好不容易聚到一起。又怕大家没这心情。果不其然，难过说不出话，早早别过回家。

   我和国恩说，你又要睡不着觉，写丹丁

你是责无旁贷啊。

我对四中的长篇回忆早有腹稿，缺乏冲动。这次借刘深，丹丁去世之伤悲之气，将一气呵成。

   我和国恩，居智建议，等西峰，红路，李棕回来，开个《追思会》。

   要不要请丹丁家属？ 我拿不准。请了更有意义，毕竟我们知道的少，他们知道的多。又怕他们控制不住情绪。

   居智说，丹丁人缘甚好，帮助人甚众。

这也是一种抢救。这话说得好。为了抢救，我倾向于请他们。

   国恩的回忆录，已点击5000，永迈的也达到4000。 永迈说他是沾了国恩文章的光，

我说，天知道啊。 你以为没人看，实际上大有人看。这是天意。我们顺天而为吧。

   五位同学一起纪念，无亲疏远近之分。

晚上我修改此文，已看到红路的纪念文章。

请红路，国恩，居智你们定夺吧。

《杨帆回忆录（八）：四中几位中学同学》

杨帆51  2018-03-18 22:11:55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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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艳洲：从贫民到移民

高艳洲自幼全家跟着父亲，从白洋淀农村走出来，在北京拣过煤核，从四中学生，街道工厂工人，香港教师，最后移民英国，走向世界之艰苦卓绝，堪称典型。。

   北京男四中，号称全北京市第一重点中学，百分之百生大学，绝大部分上北大清华。其学生大部分出身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高艳洲是我班出身最为贫寒者之一，学习也比较一般。

   1991年他40岁，辞去北京宣武区半导体厂，一个集体有制工厂的职业，去香港投奔他哥哥高峰。长达两个小时的回忆， 我亲手整理又用10个小时。收录在我1990年的《共和国第三代》一书里。他的奋斗过程，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缩影。 高艳洲讲：
“我的父亲17岁从白洋淀农村中出来，到北京做小贩，解放后拉过平板车，母亲没有工作，养了6个孩子。在我的家庭中，父亲是绝对的家长统治，在外边受了气就回家来耍威风，喝醉了酒就打老婆孩子，家里经常出现母亲和6个孩子反对父亲的场面。
“我的母亲受苦最多，婆婆、丈夫都欺侮她。她是绝对的善良，以善报恶。她主张无论自己怎样苦，也不能反抗、不能偷盗，不应恨别人。她多次教我们说：在外边不要和人打架，挨打也不要还手，赶快跑回家。我家虽然十分贫困，但比起解放前好多了，生命有了基本保障，全家对共产党一直怀有朴素的感情，认为共产党救了我们全家，这是真话。我父亲就是这样报恩报了几十年。他在废品收购站工作，处理了几十年废品，偶尔发现一两个值钱的古董，就给单位赚一笔钱，但他从来没想过单干。这几年退休开始单干，才知道自己原来也很能赚钱，以前几十年是只知报恩，没想赚钱。
“我们哥儿几个自幼学习都好，贫穷使我们非常团结。贫穷也不断挫伤我们的自尊心。我在小学是中队长，白天管同学，晚上随大哥大姐上街捡煤核(我们家穷得几十年没买过煤，全是拣煤核)，每逢此时，我都十分紧张，生怕让同学看见。中学考上四中，班里高干子女极多，我就更感到受歧视，有人说我‘一分钱能攥出油来’这话也不假。但我的精神追求却越来越高，这也是‘文革’的遗产吧。

     1967年10月以后，文革发动时期已过，弊病显露， “大联合”不能实现，各单位分裂打派仗，大量学生当“逍遥派”，无所事事。 我在四中被选为军训排长，在解放军带领下组织、军训，“复课”闹革命，每天半天，学习数学，实现了各派联合。为此我殚精竭虑。

   高艳洲是班里比较“落后”的一个，爱说怪话，不严肃。比如军训时他和同学们比臂力，在操场上扔石头，他扔的最远，同学们哈哈大笑。我和他谈心多次，期望他多有上进心。后来他说了实话：同学们给他起“小市民”的外号，他感觉受歧视，就破罐破摔了

   心里话说出来了，人的情感就开始升华。在一次“斗私批修”会上，高艳洲拿出讲稿表露心迹，边读边哭，大家都被他震撼和感动。从此后，高艳洲成为一个有家国情怀，奋斗精神，积极向上的人，促成了他年轻时代的工厂生活。

高艳洲说：

“有一次父母为了两块钱打架，我在学校吃饭时哭了。王老师知道了，给了我两块钱。后来在毕业分配时我被留在北京。” 这应该是王兆骥老师帮助了他，理由是生活困难。

  高艳洲和我校高二戴士和，初二四张帆，初二五赵黎明，我班张宝兴等一起分配到宣武区半导体厂，白手起家。

“在工厂中我的热情到达极点，一群青年人拼命干活，那股献身精神真值得留恋，当时大挖防空洞，我当队长，腰砸坏了，在家躺了4年，我的女朋友王和平更是一个拼命干活的人，为救火，把脸手都烧坏了，为此两个人都落下终生残疾。这次我要去香港了，我女儿晚上问我，‘爸爸，我妈妈为什么烧伤的?’
“我说：‘厂里着火了，她为了救别人。’
“那别人为什么不救?
“‘别人也救了，你妈妈最英勇。’
“妈妈烧得那么难看，你为什么还和她好？ 当孩子听到妈妈被烧伤的经过时，眼泪一滴一滴掉下来。王和平烧得极为可怕，脸肿得像一个脸盆那么大，眼睛几乎看不出来了。浑身淌着黄水，我们在一边用棉棍不断地吸着。这种感情极为深厚，我们全部青春和热血，都在真诚地献身于事业。
“她的脸烧坏了，我的腰砸坏了，这并不影响我们关系的发展。但思想分歧却险些使我我们分开。我这个人性子直，看不惯弄虚作假的一套。最初的反感是厂里干涉我们谈恋爱，说是‘资产阶级情调，过早考虑个人小家庭’，后来我就越来越反感报上说假话。不正之风越使我愤怒。她仍旧那么虔诚，一加班就连干36个钟头，两天两夜不睡觉。工厂推荐她上大学，厂里的团支部书记去找她求情，她居然把名额让给他去了。我先崇敬后反感，心想要娶这么个老婆，家都得让她让给别人。两个人经常争论，常常不欢而散.
“我的腰砸坏后，两年没见她，想趁此机会一吹拉倒。两个人分别谈对象了。但谈不成，最后重归于好。结婚后她工作仍然积极，但也是贤妻良母。还是十七八岁共患难那段，虽然有许多愚蠢糊涂，毕竟是最真诚最纯洁的一段，我们付出了最宝贵的东西：热情、忠诚、健康。
“这10年别人都发达了，我拼命拿下两个大学文凭，在学校讲文学。我是喜欢文学的，总想把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写出来。这次我哥哥让我去香港帮他搞公司，我脑子还是想文学。但我不得不去，我的腰坏了，在工厂干不了什么。”
   我在香港进修一个月，我多次来看我。几年来一个买卖没谈成。最后的机遇是：教香港人普通话。高艳洲在北京养伤时练了英语口语，又有文学底子，在香港半山上租了一个8平方米的小房子， 给有钱人当家教，终于了赚到钱。

又过了10年，在香港见面，他的妻子搬到了香港，这才能照顾他身体，女儿去英国留学了，全家定居英国前景已定。

我班定居美国的，有晋美，黄健中，叶少文，王觉非，等，三班石城，四班张帆，是我小学同学。李彤刘振光定居加拿大。李彤和我小学一个班，有文学天才。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人民日报文艺部，他跟着太太去加拿大，有机会得到绿卡，就留下来搞房地产。李彤的创造力不低，我们班那些外号，大多数拜他所赐。搞房地产，可惜了他的大才。他自己也说，如不离开中国，当春晚总编当无问题。

另一个我不能忘记的同学，是王觉非。听说他在美国已成为著名学者。他父亲解放前学外交，曾当过司徒雷登的英语秘书，一下子就倒了霉。20多年来家境极为悲惨。父亲只能在协和医院挂号，母亲没工作，生了4个孩子，人刚到中年，已是一头白发，满脸皱纹，衣衫褴褛，看起来让人心酸。

几个兄弟姐妹都因父亲的历史问题，不能在北京分配工作。 王觉非去内蒙插队5年，一去就得了肝炎，真是雪上加霜。 每年回京，都先来找我借自行车，一借就是一个月，我把自行车借给他，自己跑步上下班。 他有一张在内蒙插队的照片，衣衫褴褛，补丁落补丁。谈起插队生活，他总是很平静，从未愁眉苦脸，有点宠辱不惊的功底。

有一年，他终于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被推荐到内蒙古师范外语系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以后一路顺风，当班长，谈对象，女朋友是他的同学，其父亲是他们学校老师，以后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从此即一帆风顺。

等恢复高考我考大学的时候，王觉非已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了。等我研究生毕业，他已移居美国，从此再无音信。王觉非的一个姐姐是我母亲在女一中的学生，为考大学，还来求我母亲帮忙，也不知道我母亲能帮她什么忙。

这样一个家庭，在改革开放后彻底翻身，前途光明，但是父母却无法再恢复青春。我仍去他家看他父亲。他说，多年来生活再困难，他的决心就是让子女全部上大学。

我说，你现在心愿已偿，子女们都出国了，要接你们出去了吧？他说：我哪也不想去，在这小平房里住惯了。我说那不可能，这院生活条件太苦了，公共水龙头，公共厕所，生煤球炉子，自己做饭，自己越来越干不了啊。

再过一年，这位老父亲已很少说话，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不知道是不是还认得我。以后我不忍再去，不知道他们最后去了哪里？

30年来我经常想到王觉非。他为什么不和同学联系呢？ 是不是害怕触景伤情，回忆起童年和少年？

   还有两个中学同学，刘振光，插队，当中学英语老师，炒股票，推荐过一个片仔癀，十几年来已涨了十几倍，可惜我没拿住。现在刘振光到加拿大去找女儿了。

李棕是我们四中那个班的班长，在新华印刷厂当经理，以后下海单干了。没想到，这两位经商的同学都说，经常看我的文章，认为我写的好，有思想。

我这辈子写了1500篇文章，编了15本书，共2000万字。讲了几百场课，我不知道真正的反映如何，只知道我说话尖锐，树敌太多，有那么多人在背后说我坏话。

直至前几年，一副主编要给我出回忆录，说他80年代上大学时听过我讲演，以后一直看我的文章。以后不断听到类似评价，我才知道，原来看我文章的人还真不少，这对我才是真正的安慰。

我要感谢他们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还能有时间看我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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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骥老师的短信   八十高龄  亲自驾车来向陆丹丁遗体告别

    刘深少年时代的朴实、单纯、耿直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不可磨灭！他走的时候，估计因为没有大家的联系方式，或者我当时还不会使用微信，不知道情况。这次一定不能错过丹丁告别仪式！谢谢大家及时告知！
生死是自然法则，不能抗拒，但 ...展开全文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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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51

3月18日 18:28 来自 360安全浏览器

刘红路连夜从香港发挥微信   回忆陆丹丁

陆丹丁是我们四中初二二班的团支部书记，外号拼命三郎，浓眉大眼，外表很“鲁”，透出一股行侠仗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气势。我和他自四中分别后断断续续始终未中断联系，成为可以深交的知心朋友，至今已五十余年。除中学同学外，我们俩还同时在1981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再次成为同学，经历了五年苦读后同时取得本科毕业文凭。又过了五年，丹丁的儿子陆垠和我儿刘小虎同在北京八中少年班学习，后来也成为同学。两度同学和父一辈子一辈同学的缘分，确实是人生难得的。                

四中学习的头两年，丹丁是好学生、班领导，而我是学习不努力的差生，彼此交往不多。但在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后，也许是相似的家庭背景使我们彼此往来密切起来，陆丹丁、宋援朝和我成为“三人帮”。丹丁家住头发胡同，我家住在帽儿胡同，头发和帽子的关系本来就很密切，再加上宋援朝家住前半壁街，这三处是我们活动的主要据点。回想起在学校共同经历的几件事，写出来做为对已故老同学的纪念。          
        共同串联、走向社会。“革命大串联”一开始，我和丹丁等首先南下煽风点火，第一站是到福州斗争省委第一号“走资派”叶飞。省委不敢怠慢北京和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安排在省委礼堂和红卫兵见面开会，我们一帮北京来的中学红卫兵大模大样的坐在会议主席台上，事先准备了一堆问题要质问和批斗省领导。没想到会议还没开始，坐在下面的红卫兵纷纷向上面递条子，质问是谁选的主席团，凭什么你们坐在主席台上？我们不服气，为座位的事和下面争执起来，我们说是北京的红卫兵来自文化革命的中心，下面的红卫兵来自广西，说是保卫祖国南大门最光荣，双方各执一词，吵的不可开交，叶飞等省领导看会场乱成一团无法开会，便乘机离开会场，斗争会变成一场闹剧。                        大串联乘火车对红卫兵是一场考验和锻练，车少人多，车一到站都往车上挤，车门进不去就打开窗户往里钻。没有座位，就躺在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和厕所洗手池旁边，过道挤满了人就踩在椅子背上走，苦和累都不在话下。后来我们又一起往远处走，乘火车去新疆青海，路上帮乘警抓不买票的乘客，维持秩序，帮列车组给各车厢送饭，为此车长让我们坐在歺车里，比硬座车厢好多了，这是和丹丁一起难忘的串联经历。

到了文化革命后期，我们和丹丁都由红卫兵变成了逍遥派，当时学校还在停课，我们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到谁家里集中，然后一起商量今天到哪里去玩。在城里转遍了就到郊区去，最远的一次是骑车去上方山云水洞，路途很远，约中午出城骑到云水洞天就黑了，没有地方住，就找当地部队，找了一间空屋，下面铺着稻草，上面几个人共同盖着汽车蓬布当被子凑合一夜。第二天白天打着手电筒到洞里参观。在返回路上不小心轧了村里的一只鸡，老百姓拦着我们不让走要赔偿，没有钱就扣下一辆自行车做抵押，我和弟弟只得两人骑一辆车往回返，车带还漏气，好在带着个气筒，走不多远就要停下来打气。只有丹丁始终陪着我们，帮着打气和替换带人，好不容易回到城里，到了丹丁西单附近的家里，又饿又累，他家里大人给我们烧了一锅热汤，这是我们哥俩这辈子吃的最香的一顿饭，几十年后依然回味无穷。后来我们和丹丁又一起去过密云水库，是找了两辆轻骑摩托车，另两个人骑自行车扒在骑摩托车的肩膀上借力，有时扒着开的慢的拖拉机带一段，上百里路也顺利到达，趣味无穷。现在的交通规则肯定不允许，要从重罚款的。

丹丁为人豪爽，乐于助人，几十年来给我很多帮肋和教益，使我受益良多。记的我1986年考取律师后，为帮我拓展业务，他找到他所在的公司（好像是中国村镇开发建设总公司）同意请我做常年法律顾问，还在人民日报登了启事，这是我揽到的第一笔大业务。我退休后转到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请丹丁帮我筹办双月座谈会，我们俩加上老张合计超过190岁，但分工配合默契，一起成功召开过几次高水准的宏观经济分析会。李棕同学也来参加过，可以证明。         

丹丁一生历经坎坷，国恩回忆录写到内蒙插队，后来在山东蓬莱当兵，回京后除忙于工作外，还承担了照顾父亲、母亲的繁琐家务，始终任劳任怨，勤恳奉献。他长年身体欠佳，十多年前曾被诊断为肾癌要摘除一个肾，但手术打开后发现是良性的没有摘，逃过一劫。

去年意外发现食道癌，他正视疾病，在老伴和儿子帮助下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与疾病进行了顽强斗争。丹丁十分要强，病中还忍着病痛几次与我通话，诉说病情和治疗经过，始终未放弃努力。我年前去看过他，他坐在椅子上和我交谈，精神尚好。我担心他身体，很快离开了，但遗憾没有一起再照张合影北京郊区的远足。

刘红路连夜从香港发挥微信   回忆陆丹丁

陆丹丁是我们四中初二二班的团支部书记，外号拼命三郎，浓眉大眼，外表很“鲁”，透出一股行侠仗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气势。我和他自四中分别后断断续续始终未中断联系，成为可以深交的知心朋友，至今已五十余年。除中学同学外，我们俩还同时在1981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再次成为同学，经历了五年苦读后同时取得本科毕业文凭。又过了五年，丹丁的儿子陆垠和我儿刘小虎同在北京八中少年班学习，后来也成为同学。两度同学和父一辈子一辈同学的缘分，确实是人生难得的。                

四中学习的头两年，丹丁是好学生、班领导，而我是学习不努力的差生，彼此交往不多。但在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后，也许是相似的家庭背景使我们彼此往来密切起来，陆丹丁、宋援朝和我成为“三人帮”。丹丁家住头发胡同，我家住在帽儿胡同，头发和帽子的关系本来就很密切，再加上宋援朝家住前半壁街，这三处是我们活动的主要据点。回想起在学校共同经历的几件事，写出来做为对已故老同学的纪念。          
        共同串联、走向社会。“革命大串联”一开始，我和丹丁等首先南下煽风点火，第一站是到福州斗争省委第一号“走资派”叶飞。省委不敢怠慢北京和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安排在省委礼堂和红卫兵见面开会，我们一帮北京来的中学红卫兵大模大样的坐在会议主席台上，事先准备了一堆问题要质问和批斗省领导。没想到会议还没开始，坐在下面的红卫兵纷纷向上面递条子，质问是谁选的主席团，凭什么你们坐在主席台上？我们不服气，为座位的事和下面争执起来，我们说是北京的红卫兵来自文化革命的中心，下面的红卫兵来自广西，说是保卫祖国南大门最光荣，双方各执一词，吵的不可开交，叶飞等省领导看会场乱成一团无法开会，便乘机离开会场，斗争会变成一场闹剧。                        大串联乘火车对红卫兵是一场考验和锻练，车少人多，车一到站都往车上挤，车门进不去就打开窗户往里钻。没有座位，就躺在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和厕所洗手池旁边，过道挤满了人就踩在椅子背上走，苦和累都不在话下。后来我们又一起往远处走，乘火车去新疆青海，路上帮乘警抓不买票的乘客，维持秩序，帮列车组给各车厢送饭，为此车长让我们坐在歺车里，比硬座车厢好多了，这是和丹丁一起难忘的串联经历。

到了文化革命后期，我们和丹丁都由红卫兵变成了逍遥派，当时学校还在停课，我们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到谁家里集中，然后一起商量今天到哪里去玩。在城里转遍了就到郊区去，最远的一次是骑车去上方山云水洞，路途很远，约中午出城骑到云水洞天就黑了，没有地方住，就找当地部队，找了一间空屋，下面铺着稻草，上面几个人共同盖着汽车蓬布当被子凑合一夜。第二天白天打着手电筒到洞里参观。在返回路上不小心轧了村里的一只鸡，老百姓拦着我们不让走要赔偿，没有钱就扣下一辆自行车做抵押，我和弟弟只得两人骑一辆车往回返，车带还漏气，好在带着个气筒，走不多远就要停下来打气。只有丹丁始终陪着我们，帮着打气和替换带人，好不容易回到城里，到了丹丁西单附近的家里，又饿又累，他家里大人给我们烧了一锅热汤，这是我们哥俩这辈子吃的最香的一顿饭，几十年后依然回味无穷。后来我们和丹丁又一起去过密云水库，是找了两辆轻骑摩托车，另两个人骑自行车扒在骑摩托车的肩膀上借力，有时扒着开的慢的拖拉机带一段，上百里路也顺利到达，趣味无穷。现在的交通规则肯定不允许，要从重罚款的。

丹丁为人豪爽，乐于助人，几十年来给我很多帮肋和教益，使我受益良多。记的我1986年考取律师后，为帮我拓展业务，他找到他所在的公司（好像是中国村镇开发建设总公司）同意请我做常年法律顾问，还在人民日报登了启事，这是我揽到的第一笔大业务。我退休后转到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请丹丁帮我筹办双月座谈会，我们俩加上老张合计超过190岁，但分工配合默契，一起成功召开过几次高水准的宏观经济分析会。李棕同学也来参加过，可以证明。         

丹丁一生历经坎坷，国恩回忆录写到内蒙插队，后来在山东蓬莱当兵，回京后除忙于工作外，还承担了照顾父亲、母亲的繁琐家务，始终任劳任怨，勤恳奉献。他长年身体欠佳，十多年前曾被诊断为肾癌要摘除一个肾，但手术打开后发现是良性的没有摘，逃过一劫。

去年意外发现食道癌，他正视疾病，在老伴和儿子帮助下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与疾病进行了顽强斗争。丹丁十分要强，病中还忍着病痛几次与我通话，诉说病情和治疗经过，始终未放弃努力。我年前去看过他，他坐在椅子上和我交谈，精神尚好。我担心他身体，很快离开了，但遗憾没有一起再照张合影北京郊区的远足。收起全文d

四中的意味 初67届毕业生 沙亦强 2014年初，孔丹秦晓之争成

杨帆51  2018-03-14 10:43:30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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