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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1990年《共和国第三代》节选
1976年打倒“四人帮”，特别是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第三代人被压抑多年
的生机重新焕发出来，表现在理论探索、思想解放、观念更
新、家庭生活改观、从事改革开放等各个方面，真好比“野
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但是这个春天对于第三代人来讲，
毕竟有些姗姗来迟。他们考取大学时，已经是25—33岁的
“老龄学生”，记忆的衰退、家庭的负担，学业的中断，使
他们很难精通外语、数学等学科，很难涉足尖端科学领域。
在家庭生活方面的不幸，使许多人无法摆脱。
第三代人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医治创伤、反思“文化革命”；
再次团结起来，在理论创造和实践创造中，做出突出成就，
开始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1977年恢复高考制，使各单位中那些改造多年而又坚持自学的第三代中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一举考取大学。半年以后又录取了一批1977年因政治问题和出身问题牵累而未被录取的学生。头几届“工农兵大学生”中的优秀分子，有一部分考取了研究生。当时社会各阶层的青年都趋于活跃，但其集中的代表在大学之中。第三代青年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党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拥护者。过去那种因出身和政治派别不同而造成的分裂已经弥合。在改革开放中，第三代人基本上是团结一致的，首先表现在他们勇敢地否定自己的过去，彻底否定“文革”，积极解放思想，开展理论创新方面。
当时我在吉林大学经济系上学，班里一些“老学生”们，如党支部书记李步青，是山西省某公社副书记、张兴昌是公社干部、肖正富是四川某县民办教师，组织委员宋晓录，是吉林省委书记的女儿，插队多年，公社干部。我当时26岁，在班里当学习委员。这些人都曾是“文革”积极分子，上学后不免凑在一起有所反思，认为“文革”搞错了，刘少奇、彭德怀应该平反。
在1978年的东北，思想仍然僵化，“反特权阶层”的思想很广泛，不少同学同意否定“文革”。某些“钻牛角尖”的同学还死死地固执着说：“文化革命失败，是由于没有搞彻底。比如‘斗私批修’就做得不够，没有能把人的私心斗掉。因此有必要再搞，直到‘人人为公’为止!”
在辩论中，要反驳维护“文革”的观点，就不得不触及以“毛主席的话为标准”还是“以实践为标准”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于第三代人不啻为一种解放，这实际是肯定了他们独立思考的权利。
在反思“文革”的过程中，第三代人先后在几个层次上获得了进展。
首先是以自身经历控诉“四人帮”的迫害；
其次是在思想上纠正“教条主义”的错误。记得在一次讨论会上，我驳斥那种“‘文革’效果不好不是由于其理论不对，而是由于其理论没有贯彻到底”的观点时，说这是一种类似德国古典军事学派的“唯理论”的荒谬思想方法。按这种观点，理论总是对的，一切总是执行者不对；统帅总是对的，他从不会命令将军打败仗，所以一切败仗都是将军们自己打的。或者叫做“经是好经，歪嘴和尚念歪了”。这种说法，掩盖了制度方面的缺陷，把错误归于个别人的“破坏捣乱”，是不能深刻反思“文革"的失误的。当时全党全国人民、包括第三代人在内，也正是从总结“文化革命”血的教训中才彻底地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转向改革开放的。
再次是追溯“文革”的历史根源，这就把继续反对封建余毒提上了日程。大家认识到，我们在“文革”中起劲地反对资本主义，表面上是为加速实现共产主义，实际上不自觉地站到了封建主义的立场上去了。某些口号虽然“纯粹、革命”，但起到了开历史倒车的作用。一位近代史教授孔经纬讲课时说道，中国封建社会只有后期而没有末期，好像一个人不是活到七八十岁自然衰亡的，而是在四五十岁尚且年富力强时，由于外力打击而提前灭亡的，因此我们虽然进入了新的社会形态，但封建残余将长期存在。当时我们接受这种思想时，是以纠正极“左”思想为出发点的，即我们要把反封建作为主要任务。到了后来，才又增加了“反封建也不能急于求成”的思想，这是1985年以后的事情了。总之，认识到封建主义在中国存在的长期性，这是第三代人对中国国情认识的一个重要发展。
在否定“文革”之后，第三代人的思想继续发展，表现为积极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探索改革开放的道路。
当时理论最为活跃的是在北京。我所在的吉林大学也搞了一系列研讨会，总题目是《中国现代化讨论会》，每周举行1次，每次1人主讲，讲后大家讨论，各系学生轮流主讲。所讲的题目有：
经济系：《剪刀差与农村改革》
《对外开放的理论与实践》
哲学系：《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论爱情的利己主义原则》
历史系：《“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错误》
《中西历史之异同》
中文系：《现代文学中的典型人物》等等。
在讨论中最有效果的突破是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肯定。发言者列举了《资本论》；马克思说：“经济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列举了列宁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列宁承认革命者犯了错误，想在革命胜利后仍然利用革命热情迅速实现共产主义。事实上，我们不得不后退，不得不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物质利益原则和“人的自私心”。大家认识到，商品经济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有人提出疑问；这是不是搞资本主义?回答者说：这是“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些人则更加干脆地回答：中国生产力落后，不得不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
组织多学科的交流和讨论，是第三代人的特长。他们在专业方面已经失去了特长，主要的优势在综合分析社会问题方面。用现在观点看，当时的讨论并不是句句都对；也不可能要求句句都对，我们现在思想观念的发展也早已超过了当时，但是有一点我是始终肯定的，那就是多学科讨论能够从不同角度来研究中国国情和现代化问题，使大家从单一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接近了辩证思维方式。在讨论中，很明显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经济系、法律系、历史系的学生，多从历史发展规律方面考虑问题，认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凡能推动历史进步的就是好的；而哲学、中文系学生则往往用更为抽象的“真、善、美”的标准去判断问题，他们很难肯定那些虽在历史上起进步作用，但并不道德的东西。我和一位至交戴士和的争论生动地表现出这种矛盾。戴士和是一位画家，对于理论社会问题甚为关心。
我说：“我们学经济的不少人想当企业家，要大胆裁减多余人员，提高效率。”
他说：“我们搞艺术的，就要用艺术语言批判你。”
这样的思想，实际就是著名的“二律背反”思想。这种“二律背反’，在5年后竞成为社会现实，引起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心理失落感。在现代化初期，只有在思想上把握了“二律背反”的规律，才能真正认识中国的国情，这是后话。
在思想解放的年代里，最突出的现象就是从国外引进大量的新学科、新概念，令人目不暇接。大家像反刍的牛一样，拼命地吃，没有消化又吐出来。等你理解了那些新名词后，才发现它们不一定真正解决了什么问题，疑难问题只不过换了一个角度重新研究一遍而已。青年文学家秦晓鹰曾批评，这些年培养出一大批“玩概念”，“玩深刻”的“名词批发商人”，实在不假。但在走马灯式的新概念背后，隐藏着思维方式的深刻转变。
——实证性分析流行，逐渐代替了价值判断，人们比较多地谈“是什么”，“为什么”，而较少地谈“应该是什么”。
——相对主义流行。人们承认“条条道路通罗马”，真理未必只是一个。对于不同观点，比较能够容忍了，并不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对，对方是百分之百错，更不愿将“阶级斗争”引入学术争论。
——绕开意识形态，直接进入操作性研究。类似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这种实证性思维方式，实际上成为改革的方法论基础。它表现在：
避开意识形态争论、抛开阶级斗争理论，提倡实用性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从而突破了各种束缚和框架，能够以生产力为标准实行新的改革措施。
淡化宏观意识，强化微观意识。代表性的观点是广东的“灯论”：“遇到红灯绕道走，遇到黄灯赶紧走”，提倡钻政策法律空子发展自己，而不受道德束缚。
不做长远规划，走一步看一步，边干边摸索边调整，这就是“石头论”；“摸着石头过河”。
这样的思维方式转变，在日本战后也发生过。当时的经济学界和“官厅学派”政策专家就是抛弃了理论派的争论，采用欧美实证性方法的。这种思维方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第三代人，也决定了10年改革的某些特点。就积极一面讲，它避开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主义”之争，为改革的推进创造了条件。
第三代人真正认识中国国情并以正确的态度参与改造国情的实践，是在10年改革时期。在这个时期，第三代人正处于青壮年时期，无论是知识、能力，还是社会经验，都处于顶峰，尤其是多年的磨炼，使他们意志坚强又能灵活地掌握策略。他们要尽力在社会上拼搏，以夺回损失的10年时间。他们是一种“放射性人才”，能够向四面八方放射能量。在一个方面受阻，马上又会转到另一个方向。他们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不怕困难，因为他们自幼就是在大起大落中长大的，这种大起大落，不仅是生活和社会地位上的，也是在思想意识上的，尤以后者更为重要。这样的基础，使得第三代人不仅仅在书本上，而主要在实践中参与了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改革中许多创新活动，主要是第三代人干出来的，当然是在第一，二代人的领导和支持下干出来的。
第三代人参与改革，主要经过3条途径。
第一条是学术、理论。首开思想解放风气之先的，仍是第一、二代人，在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理论上正本清源，清理极“左”思潮，都是在党中央领导下由第一，二代人进行的。但以后的几年之内，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理论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出丛书、编杂志、写剧本、拍电视、著书立说、发表演讲、组织艺术展览、办报纸、搞出版社、写小说，等等，其中多数对活跃和繁荣文化艺术起了重要作用，并开创了大量的新学科和新的研究领域。数万人出国留学，掌握了世界各国的新知识、新经验。
第二条是“智囊团”。仿效西方“兰德公司”、“顾问委员会”，第三代人中某些从政的人物以各种渠道接近了中央决策圈，先是帮助领导机关调查研究、搞改革方案，如农村改革、承包制、价格改革等许多方案，都有中青年参加。后是争得经费和名额，搞起了自己的研究机构。
这种类型的研究所，是一种“半官半民”的新型机构，它有自己的“主办单位“，但实际上未必受其控制；它有自己的编制名额但吸收大量兼职人员；它有自己的拨款，但主要或部分靠自己创收或争取外国资助；因为亦官亦民，使它既能直接与中央决策层发生联系参与决策，又能不受正式行政事业单位的种种束缚，从而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和灵活性。
第三条是企业家。某些干部子女办起了很大的公司或在各种公司里担任重要职务，他们利用自己的渠道在“打通关系”方面独具优势。我曾问一位经商的干部子女，在经营中究竟有多大程度是靠他父亲．他说：“直接的一次没有，间接的也不多，只有一次是我父亲的一位老同事，碰巧管贷款，贷了一笔很快就还了。真正起作用的，是自己少年时代的朋友们，大家在一个大院长大，现在多在各单位当处长、经理，大家互相支持的事情是很多的。”这就是说，干部子女在企业界特别是“搞活经济”中确实起到很大的作用。
对于干部子女在“文革”时期的“走后门”、回城、参军，改革开放后的出国、经商、提干现象，社会上颇有非议。在中国国情现状下，干部子女的确有比较丰富的政治资源、广泛的社会联系，能够在政治、企业界占有优势，这是一种起点的不平等。这种起点的不平等，在“海外关系”户和知识分子子女中也存在，使他们在对外开放和考文凭中占有优势。改革开放不能解决这种“起点不平等”的问题，只能默认这种起点不平等，首先建立平等的规则。规则平等了，加入竞赛的人越来越多，就会逐渐冲淡起点的不平等。要求大家一开始就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是不现实的。用强制手段把优势削平，只能把事情搞糟。实际上，优势者只是先走几步而已。比如出国，不管开始谁先出，后来变为谁都可以出。经商也是如此，一旦经济搞活，干部子女并不能垄断一切。实际上第三代中很大一批平民子女，都在经营中发了财。我曾认识一位王利民，从部队复员后在北京市某机关开车，有感于行政部门效率低下，自己开办了一个旅游公司，开始靠原单位支持，后来也不知赚了多少钱，就不知去向了。
再如一位叫徐健的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在深圳司法局工作，后承包一个律师事务所，6个人贷款10万，成就显著。因而被提升为深圳市司法局副局长。
在天津开发区还有一位好友甄志，年近40未曾婚配，多年郁郁不得志，后终于谈成一家合资皮鞋厂，做了经理，像这种人真是不计其数。
虽有不平等的起点存在，但10年改革毕竟给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平等奋斗的权利和基本平等的规则，再没有10年“文革”期间的那种出身和政治条件的限制，第三代人基本上能够充分发挥才干，许多人取得了成功。
许多干部子女，在改革开放中都做出了显著的成就。我班同学刘源，大学毕业后到河南农村做一个公社副书记，后到郑州市做副市长，因政绩卓著，被省人大代表推举而成为河南省副省长。薄熙成“文革”期间被监禁数年，后在革制品厂当工人。1981年从哲学研究所申请到北京景泰蓝厂做副厂长，后被选为厂长。在任职期间不仅能够联系群众，同甘共苦，而且敢于大胆改革。l 983年，中央领导批转了一份《企业整顿简报》，称“北京景泰兰厂在企业整顿中动了真的!”
薄熙成随后升任北京工艺美术总公司经理，北京市旅游局局长。他的工作特点是：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敢作敢为。他脑子里经常转一些新点子，走到哪里，就推行一些改革措施。在景泰蓝厂搞整顿、民意测验，对敢提意见的职工发放“支持厂长工作特别奖”，医治“精神亏损”，大搞环境卫生，建立生产日报制度。在工艺美术公司，他提倡“企业文化”，提倡“团结、自尊、顽强、有效”的工作精神。
——事业心强，有奋斗精神，能克服各种困难取得成绩。
在北京市旅游局。他试行旅游事业的行业管理，与各个有关部门合作，制订北京地区旅游规划，整顿旅游市场，通过旅游带动了北京市的经济繁荣和卫生文明。天安门城楼开放，是他出的点子并四方奔走，一手办下来的，很费了一番周折，把一个原来只供领导人检阅的地方变成谁都可以去的旅游场所，总是为老百姓办了一件好事，也开辟了一个重要的旅游资源。在旅游点修建像样的公共厕所，是又一件大事。原来的公厕又脏又臭，外国人不肯去，有的为此中断了参观，对中国的形象极为不利。薄熙成主持了一项计划，改建修建了一批公共厕所。他还设立一批旅游定点餐馆、旅馆、商店。这些措施，既是为旅游，也是为中国的精神文明。对外开放就是这样去推动着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使我们逐步按国际标准，克服自己的贫穷、愚昧、不卫生、不文明、不礼貌等陋习。
薄熙成提出的口号是“争快节奏、奔高目标，练严作风，创文明局”，经过几年努力，北京市旅游局获得“全国旅游优质服务先进城市竞赛活动”的流动奖杯和金杯，评为“北京市文明城市建设”先进局，他本人因倡导“北京国际旅游年”，获世界旅游组织颁发的奖状，表彰他“为中国旅游的宣传发展做出的积极的、公认的、宝贵的贡献。”
——头脑清醒，掌握政策，善于审时度势。有一个时期企业改革，实行经理高奖金，工人低奖金，薄熙成认为这不符合中国国情，仍坚持干部、经理奖金要低于工人，并保持为政清廉。
——能够忍受社会的不理解和非议，坚持自我努力。作为高干子女身居要职，社会反映是比较大的，总认为这些人不是靠自己，是靠父母。薄熙成甚至经常收到一些匿名信，对他进行漫骂、威胁，也有人匿名向上级各机关写信告他的状。有一次北京市开人大，许多委员收到了匿名传单，攻击薄熙成，经市委组织部专门调查才予澄清。“六•四”期间，由于薄熙成及旅游局党委的坚定领导，全局200名干部无一上街，旅游局并组织干部慰问军队、开展宣传等，为此薄熙成又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做些事情就更不容易。薄熙成也感到不被人理解是一大苦闷，他只能通过自身努力来赢得人们的理解。
1985年以后，改革中出现了各种问题，社会发展处于道德与历史的二律背反中，中青年思想界也陷入逻辑怪圈。对待改革和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发生社会性的分歧意见，第三代人再一次陷入分裂，产生了失落感。这是第三代人在对待国情上新的认识危机和实践危机。
改革受挫，也使第三代人认识国情、改造国情受挫，因为就整体而言，第三代人是拥护改革开放的，其中某些精英人物还直接参与了改革方案的制订，他们不能不对改革的问题负一定责任。另一部分经商的人物，其行为又不为社会舆论所容。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在这一阶段集中表现在对改革的认识和实践的纲领上，整个社会特别是第三代人，都陷入逻辑怪圈中不能自拔。我在1988年底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逻辑怪圈》，是这样说的：
“改革十年，中国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也使经济走到了某种危机的边缘。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都要走到这一步，那么中国则是用10年时间走完了东欧国家20年的路程。作为经济和社会问题错综复杂的理论表现，就是我国思想理论界的一系列逻辑‘怪圈’。
“经济改革。价格改革优先还是所有制改革优先?价格派的价值取向是宏观优先，要先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再开展企业竞争，其空想色彩十分明显。所有制派的价值取向是微观优先，认为先有市场主体，才能形成市场价格。但是在不平等竞争的宏观环境下，企业放活即出现‘官倒’和各种垄断，又为社会舆论所不容。人们倡导了多年的竞争，原来是幻想着在乌托邦桃花源里的‘公平竞争’，而不是在中国现实基础上的“非公平竞争”。‘少数人先富’也被加上了限制词：‘靠正当手段’。什么是‘正当手段’呢?是指法律上的不违法?还是道德上的不欺诈?恐怕无法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经济发展。要就业还是要通货膨胀?有人计算，“按目前的群众心理承受力”，年通货膨胀率不能超过两位数，但就业压力和财政压力，又使年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10％，在我国低效率的条件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谓‘群众的心理承受力’，实际上就是什么牺牲都不要，什么好处都要。如此就什么改革也搞不成。在抢购风面前，人们慌忙收起价格改革而寄希望于所有制改革，但是，难道几千万人的‘在职失业’、年几百万人的就业压力，是能够轻易解决的吗?难道失业不是比物价上涨更加难以忍受吗?在改革受挫后，人们又提出‘发展优先’，但是难道不是由于不改革使我们经济无法发展，才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吗?在‘打破铁饭碗’的问题上，就连最向往民主自由的大学生也望而却步，他们所希望的‘择业自由’原来是要求别人为他们清除了一切后门和关系网以后的理想的自由，而当各单位掌权者也有自由选择他们时，他们就宁肯退回‘计划分配’去!
“经济学家们终于认识到自己负担太重，本来有许多问题根本不是经济问题，却非要说成是经济问题。政治学家也提出“经济学家的滑铁卢”的命题，主张政治改革优先。很明显，经济学家们走入‘怪圈’，政治学家登场了。
“但是，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的‘怪圈，更多。先选举呢?还是先教育选民呢?民主意味着多数决定，但是如果多数人决定不要民主，又奈何之?一方面是要求民主的慷慨陈词，一方面是对群众民主意识的失望，政治学家们最终不得不变成文化学者，提倡‘教育救国’了。但是文化界‘怪圈’更多。‘教育救国’论者在商品经济面不得不‘经商自救’，何况人们越来越多地认为阻碍中国发展的主要并不是传统文化，而是现行体制，于是改变人的观念主要就应靠政治经济改革，而不是靠文化教育——文化学者们运用最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又将球踢回政治、经济界!
“经济搞活。腐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润渭剂，但是思想理论界对于“腐败”，道德抨击者多，历史分析者少。对于经济状况和社会风气的失望，使他们转向政治文化改革，但是，政治民主不是需要企业家阶层支持吗?经济改革不是企业家产生的必要条件吗?10年改革开放，刚刚产生一批企业家，又被称为官商和买办，加以贬斥。群众无民主意识，企业家又多为官商，有人提出从‘精英政治’过渡到民主政治的思想，又有‘幻想明君’’之嫌，民主建设显然无望了。但是民主却偏偏又是思想理论界最响亮的口号!知识分子们骂官本位、骂官商、骂买办、骂道德沦丧、骂群众、最后骂自己，——不是有人已经在写“丑陋的知识分子”了吗?不是有许多改革志士已经在后悔10年改革‘为他人作嫁衣裳’了吗?
逻辑上的怪圈是实际中改革陷入困境的表现。在无出路的情况下，激进主义思潮随之而起。在各个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中，第三代人都争吵不休，而整个社会舆论，则与第三代人的倾向发生偏离，广大群众集中火力骂腐败、骂官倒，没有人关心改革方案、改革操作和历史必然性的说教。第四代人开始超越第三代人，开始了更为激烈的政治活动。第三代人特别是其中的“温和改革派”，似乎又回到了“文革”初期时那种“曲高和寡”、两边不讨好的境地，这是第三代人在认识和改造中国国情方面的第二次危机。这次危机，比下乡时期更为严重，这是因为：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第三代人年纪尚轻，他们的认识水平大都是学校灌输的，责任不在他们。而10年以后，则是第三代人自己学得了新的知识，自己去分析中国国情；
——过去的第三代人，完全是被动的改造对象，现在则是主动地去改造中国，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影响力，都已大大增加了；
——过去对国情的认识危机，停留在认识的低级阶段，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即如何把书本上学的和实际存在的一致起来；现在的认识危机，则发生于认识的高级阶段，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阶段，即改革纲领在实践中受挫，这次的危机，不仅是认识危机，更是实践危机，其深度、广度极其社会后果，远远超过了第一次。
记得上大学时上马列主义课，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道德问题始终没有弄清楚。老师讲，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没有超阶级的、抽象的道德，只有那些在历史上起进步作用的，才是符合道德的。有些同学问道：原始积累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也符合道德吗?老师到底没有能够解答这个问题。
是列宁的《哲学笔记》，给大家新的启发。黑格尔有一段话说：“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历史的杠杆。列宁给予极高的评价，批道：黑格尔这个大唯心主义者，也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经过多年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并在实践中反复体会，我终于对“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这个主题有了自己的体会，认为这是把握历史发展，特别是把握社会大飞跃时期历史发展的一把钥匙。所谓“恶”，是指那些在道德上不良的东西，如剥削、掠夺、奴役，残杀、欺骗等等，而“善"则指同情、仁爱、友谊、和平、互助、诚实等等。历史唯物主义不讲抽象的善恶，而讲具体历史条件下具体的善恶。所谓“恶”，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主要不是指个人品德，而是指集团利益，特别是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的阶级利益。各个阶级总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的，但是只要促进了当时的历史发展，就可以起进步作用。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某些新兴的势力初登历史舞台，他们的形象往往不佳，一是他们触犯了当时的统治者的利益，二是他们的某些品德和行为，也破坏了当时一般的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这就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恶”，推动着历史发展。
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专制代替原始民主，“家天下”代替“公天下”，在道德上不可谓不“恶”，但促进了历史发展。尧、舜、禹以德禅让，何其美好，但禹传位给儿子启。当启又要传位给儿子时，一场战争发生了，“私天下”战胜了原始社会的氏族酋长制，剥削社会取代了无剥削社会。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看，内部的民主虽然消失，外部的联系却扩大了，脑力劳动得以独立，出现了像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中国这样的大帝国，人类优秀的四大文明古国，都是建筑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如果考虑到原始公社的“美德”只是建立在狭小的血缘圈子内，而在各氏族之间则是野兽一样的斗殴与血族复仇，那么奴隶制度无论多么残酷，毕竟是进步得多了。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资本原始积累。资本这个“肮脏的、从头到尾都滴着鲜血”的东西，居然征服了整个世界。而许多反对资本的东西，都颇有道德根据。当年李鸿章修中国第一条铁路，被顽固派阻挠了10年，其理由就是：“与民争利”。修了铁路，赶毛驴跑运输的农民岂不是要失业吗?
人类的活动推动历史发展，是通过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同时进行的，但社会的道德发展与经济发展却是不平衡的，在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往往无道德、无文化。如果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死保住“传统美德”不放，就往往站在历史的对立面。当然我们肯定“假恶丑”的进步作用，并不是否定“真善美”的推动作用。实际上人类精神上对“真善美”的追求，是在更高层次上更加广泛地推动历史前进。这不仅表现在社会稳定时期文化、道德的创造，也表现在对进步的社会阶级进行批判，比如空想社会主义者从道德角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当时虽是空想，但它指出了现存新秩序的新的不合理，表达了人类对更高级社会的理想追求。
这就是我们当年在大学期间组织的讨论会上，经济、历史系学生与哲学、中文系学生表现出来的不同倾向，双方各自有理。思想家、艺术家往往从更高的“真善美”角度，对现实进行批判，甚至对现实中起进步作用的东西进行批判，它的意义是使我们不能满足于现实，是让我们知道，历史的进步付出了何等的代价。同样，经济学、历史学家也不能因为某些事件在道德上不那么纯洁，就否定其进步作用。
这样的道理初讲起来，人们往往没有异议，但是在实际中，“叶公好龙”者却大有人在。
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最重要的国情，就是这种“二律背反”社会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活动范围的扩大，自由程度的增加，人的价值得以充分肯定，人的发展机会大大增多，许多一文不名的小人物，几年时间就能成为有名的企业家、文学家和学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和道德在同时发展。但是就通常意义上的“社会道德”和“传统美德”来看，确实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几乎趋于崩溃。
首先是“忠孝节义”的消失。忠于领袖、忠于祖国已很少有人讲，代之而起的是“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人民对于政府已经不是绝对说好，而是对他有利时说好，对他不利时就不说好。“孝”字在青年人中几乎荡然无存，代之以父母对独生子女的溺爱，报纸上多次惊呼“不要宠坏了中国的小皇帝!”现在的父母所担心的是独生子女生活太好，心理承受能力太差，谁还指望儿女将来能孝顺自己呢?“节”字亦然。人们的“贞节”观念发生变化，性关系是大大松动了，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卖淫问题和“第三者”问题。“义”的下场更为不幸。如今是“一切向钱看”；等价交换和合同代替了朋友义气。不仅是个人讲钱，就是公有制下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都在拼命维护自己的独立利益，而“照顾既得利益”也成了各项工作的方针，谁也不敢触动别人的既得利益，谁也不肯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大家普遍不顾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拼命追求眼前利益。
另外一些“社会公德”性质的准则也不再被人尊敬和遵守，“舍己为人’，往往被人嘲笑，认真严肃、奉公守法地工作，被视为“无能”，在公共场合不照顾老幼孕妇、不遵守公共秩序，已成家常便饭，而在同时，许多外商投资企业都在大讲文明，不随地吐痰、高效率和友好服务！我们的某些领导人也将改善管理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
“二律背反”最为突出的表现，还不是社会道德的混乱，而是腐败特权和社会分配不公。改革开放，在人们心目中，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并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点；但实际上在改革时期，却出现了“钱权结合”，原有的铁饭碗没有消除、又加上了“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加上高消费，显得如此触目惊心。谁能料想，当中小学校舍残缺、经费不足，教师纷纷“跳槽”的情况下，一座座楼堂馆所拔地而起?当交通严重落后，公路失修、土路泥泞的情况下，又进口了数百亿元的豪华轿车!当人们看到自己辛辛苦苦才挣到一二百元工资，而那些“官倒”“私倒”们靠倒卖批文、倒卖平价物资指标、倒卖外汇发财时，谁又能不义愤填膺呢?
在“二律背反”的社会发展中，最感到不安的，是知识分子阶层。因为为他们的道德感较强，忍受不了这种现实。10年经济发展，脑体倒挂严重，知识分子得益不多，而文化道德的变迁，却使这些文化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丧失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在改革前几年，还可以称之为“光着屁股坐花轿”，没有钱但有体面。后几年则连体面也维持不住了。我有两位同学，年近40，竟因此发生了婚姻的悲剧。
一位是诗人，出了3本诗集，在山西颇有名气。在70年代末期，追求者不乏其人，一位美貌姑娘甚至登门自荐，最后美结良缘。不料十几年之后，小孩已经10岁，这位夫人却再也耐不住清贫。先是她的妹妹下嫁个体户，使她大受启发，后是她自己也有了个体户情人，终于抛弃了丈夫和孩子。
另一位同学是历史学家，研究生毕业后分到社会科学院，在1986年还颇为过得去，找到一位相貌出众，家中有房的夫人。这位夫人大概是没有分清专业，误嫁了历史学家。历史这门学问，在现在的条件下，尤其无助于换饭吃。一连4年，稿费很少，出国又无望，于是家庭矛盾骤起。这位夫人斥丈夫为无能，让丈夫承担大部分家务。我这位朋友，现在一到晚上就要在家看孩子，本人出不来，也不敢让别人去，夫妻感情恶化。
在“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面前，第三代人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态度。
第一种“顺应论”。认为既然是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规律，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反对这种趋势，而应该彻底抛弃过去的传统心理结构，应该改行去赚钱。
一位青年哲学家发表文章批评知识分子，“有一种怨天尤人，自惭形秽的消极心态。表现为第一，失落感。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看成是劳保和救济，发出今不如昔的叹息和乞求同情怜悯的哀告。第二，逃避自由。不能自立自主，自己决定命运并承担责任，不能主动调整知识结构。”
在深圳特区生活的一段时间中，我对特区的金钱关系和通俗文化不大习惯，当时特区最神气的是那种美貌又会外语的小姐，受聘于外国公司，收入极高，几乎是整夜跳舞；其次是公司经理，集权力和金钱于一身；再次是政府官员，其次才是知识分子。内地的人以为特区改革了，知识一定会升值，实际恰恰是贬值。当然贬值是相对的，生活总比内地要好，但在特区心理压力更大。为此我和一些朋友们经常发生争论，他们的世界观改造得很快，作家不再写诗，而去给企业家写报道；画家去画广告；政府干部兼职给企业工作；一切围着商业转。对于日本三洋独资厂苛待工人，内地人一去都极为气愤，称之为“野麦岭”。实际上这些内地农村的女青年，出来做工5年，即能存款10万，再苦也比在家里强。这些都被用来维护特区的“二律背反”现象，这些朋友甚至连“二律背反”都不承认，认为特区道德上同样高于内地，甚至连特区利用优惠政策赚内地的钱，也是给内地造福。“你不赚他的钱，他能富裕吗?”特区人对大吃大喝，早已习惯；“不吃不喝，说明业务不活跃，肯定要穷，越吃越喝才能越富。”“四菜一汤，生意跑光。”
“顺应论”很少表现在理论上，赚钱得利的人从来是不说的。实际中的“顺应行为”比理论上的“顺应论，要普遍得多。我在蛇口有一朋友，人称“东北大董”，1985年在深圳谈起改革事业，颇为投机，当时我怀抱一种“士大夫思想”，想找一个好领导，作一番改革事业。他对此表示极为钦佩。以后我果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回到北方的天津开发区做改革的研究工作，工资由深圳的350元降到250元，大董却在蛇口旅游公司当了经理，外快不算，工资500元以上。以后每隔1年，他发达1次，我仍是那么寒酸。再去深圳，朋友们就开始笑我：“发皱的旧西服，破烂的手提包”，我那套忧国忧民的高谈阔论也没有人爱听了，甚至当我慷慨激昂地讲述“二律背反”，表示在理论上理解特区观念时，他们也不满意，认为我在感情上和他们“隔一层”。在他们看来，过去那一套太傻，只有赚钱才能成功，至于在没钱的时候，“连自己都救不了，还谈什么救国?”
第二种，“迎战论”。否认“二律背反”是客观规律，否认社会进步要付出道德代价，主张知识分子继续保持社会责任感和传统心理结构的基本框架。
“迎战论”实际是从两种不同立场出发的。一种是站在50年代立场上，认为近年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是改革开放造成的，是政策失误、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办法是，恢复五六十代的传统做法。另一种是站在继续改革的立场上，认为道德崩溃是由于在改革中只注意经济发展和物质文明，忽视了政治改革、文化改革，办法是深化改革，并建立新的道德规范。前一种是第二代人的倾向，而第三代人中，一部分人是第二种“迎战论”，另一部分人是“顺应论”。
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主张第二种“迎战论”。他们指出：
社会道德生活处于浑然无序、无规则、非理性、反文明的状态，表现为：无规则可依的观念系统、无是非感、羞耻感的道德心态、荡然无存的道德评价和舆论监督、扭曲并萎缩的道德教育。他认为危机是客观的，但并非不可解决的，他反对“代价论”，认为社会进步一定要付出道德代价的观点。“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为当代茫然失措的民众提供可供选择的道德价值体系和可操作的技术，使人们在同外部世界竞争的同时，也能找到灵魂的归依……在张扬自我和理性重扬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中庸。”
何新痛斥社会道德之沦丧，称为“在政治智力和文明开化程度上的幼稚”、“严重的心理异化或变态”、“整体人格退化’’“可悲的虐待狂心态”、“性心理压抑导致的倒错行为”、“极其猥琐、卑鄙、可憎、可怜”。他列举的事实是：互相嫉妒、窝里斗、口角辱骂、钻牛角尖与折辱他人，恶作剧看别人笑话、在公共建筑上刻自己的名字、在厕所中画女人等等。他将之归结为“由于我们长期处在弱者地位而形成的自卑感、压抑感；由于长达百年以上的社会动乱、革命、变迁所造成的焦虑、紧张、恐惧和狂躁；由于过小的生存空间造成的沉重生存压力、由于长期的普遍贫穷、严酷的生存竞争。”“在最大的自我夸耀之下，往往掩饰着最强的自卑感和嫉妒感。”
道德上的第二种“迎战论”，由于立足于深化改革，有极端民主化倾向，而第一种“迎战论”，空想回到50年代去，有复古怀旧成分，二者都有激进主义因素。
无论是单纯的“顺应论”，还是单纯的“迎战论”，都是片面的，必须用辩证的思维方法去把握历史发展的两重性，才能正确认识中国改革时期的国情。正确的立场，应该是既不违背历史规律，又不做历史的尾巴。正如马克思所说：共产党人始终积极参加当前的革命运动，但他们同时代表着运动的未来。“我们为工人的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而我们自己的工作时间却往往两倍于此。”我们不能反对而要推动历史的发展，但同时又要坚持理想道德的追求。我们有时支持那些推动历史发展的东西，但又不能参与其中，因为它们在道德上太肮脏，我们仿佛又回到了10年前那种“不断歌颂压迫自己的势力”的可悲状况，10年前是政治势力，10年后是金钱势力。许多人不想再演悲剧，经商发财去了，逃离祖国去了，但是第三代人中的真正精华，却在忍受着、奋斗着。中华民族存在5000年，是屈原的悲剧精神奠基的，这种精神在现代化中理应受到改造，但绝不会绝种。
文化争论反映的实质问题，是东方文明在近代落后于西方文明，因此东方落后国家的优秀分子们在寻找本国落后的根源，探求富强道路的时候，必然要把东西文化拿来比较一番。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从魏源、林则徐到李鸿章、张之洞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以夷制夷”；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则主张学习西方的价值观念。
这种认识过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其效果有利有弊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学习西方文化、批评传统文化，在改革初期是有必然性的。改革者感到社会价值观念氛围僵化，认为是传统文化在阻碍现代化，因此社会上掀起了批判传统文化的高潮。当时我也批判过传统文化，认为它反映的是封建主义的社会关系，这就是：对外关系的封闭性，自然经济的落后性，专制政治的封建性，家族关系的血缘性。
另有一些人与海外“新儒家”类似，主张从传统文化中发掘现代化的新因素。美藉华人林毓生教授在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一书中，对五四运动反传统和胡适的实用主义给予全盘的否定。国内一些中青年学者也认为五四反传统过于激烈，目前批判传统文化也过于激烈，这样不仅难以学到西方文化，连传统文化也扔掉了，这就容易造成文化真空，出现无文化、反文化的反常状态。林毓生教授有一次讲：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刘云德，在1988年出版一本书，激烈反对批判传统文化，他否定传统的官方文化——儒学，但肯定传统的民俗文化，这种观点，独树一帜。
刘云德在《文化论纲》中说：
“只有走出孔家店，才能看到我们传统文化的真正力量所在，千百年来支撑着我们民族脊梁的决不是什么儒家文化，而是存在于人民大众之中的民间文化。
“科学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把愚昧、堕落、奴性等字眼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他们认真地研究我们每一个文化特性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的改变途径。
“相比之下，中国的‘文人’们总是坐在他们的书斋里查经阅典，寻找灵感，他们远远脱离人民大众，也就脱离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生命之源。”
刘云德痛斥《丑陋的中国人》一书：
刘云德以其自身经历驳斥那些把农村的风俗习惯简单视为封建迷信的说法。比如闹洞房和“听房”，实际是一种“程式化的性教育”，闹洞房可以促进新娘新郎的感情交流，在包办婚姻中“强化恋爱过程”， “公开的调情和性刺激，使男女性生活获得了一种社会的认可”。总之，文化学者们视为“封建陋俗”的东西，在刘云德那里具有了社会学的意义。刘云德还指出，指责农民烧纸、拜龙王、供灶王爷是没有道理的，许别人在城里信仰基督教，为什么不许农民信仰自己的“多神教系统”呢?
我认为他的看法民粹主义太浓，因而不能苟同。但就对国情的深刻体验来说，他的批评却打中了其他许多人的痛处，许多人虽然下过乡，但还是不如刘云德能够深刻理解中国国情中许多深层的东西。这是与刘云德的个人经历分不开的。他生长于山西农村，自幼父亲亡故，母亲改嫁，他和弟弟经常流浪，靠姐姐的救济为生。在村里做过生产队长。上大学后不久即往联合国学习人口学。他对东西方文化均有所体会，对中国农村有切身感受，这是一位民粹主义的中青年社会学家。
关于文化之争，有人说是一场假争论，人们批传统文化是假，批现行体制是真；有人反对批传统文化，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传统文化与现行体制关系不大，“文化热’’冲淡了对现行体制的批判，因而是不可取的。
80年代出现的关于中西文化的大讨论是有其独特意义的，至少它的开展使人认识到文化问题的复杂性。东方文化不等于是“封建文化”，西方文化也不等于“资本主义文化”，原经济体制的弊病不等于就是“封建残余”，对外开放也不等于是“向资本主义开放”。文化讨论使人知道了文化问题的广泛性，可以用多种方法，从各个角度去加以研究。另外，文化变迁也许是人类历史最广泛、最深刻的变迁。我们只有在文化变迁的背景下才能真正认识中国国情。
中青年文学家秦晓鹰讲过这样一个观点：如果把社会发展的核心看作文化变迁的过程，那么目前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背景就十分深刻。300年来东方文化处于世界文明的谷底，急于学西方也不可能，只能缓进。
21世纪的世界文明中，东方文化将会再度兴起，中国即会飞速发展。这种看法，从根本上纠正了抛弃传统价值观念急于学习西方的急躁观。
